最后一站

当一个人被推崇为一个圣人的时候，也就是他活得最没有人样的时候。

晚年的托尔斯泰，就像晚年的毛泽东一样，已经不再属于他自己了，而是被弟子们推向了“全人类”：他的作品，他的思想，他的理念，他的版权，都是属于全人类的！

当那群弟子把他这个大活人变成一种“主义”的时候，同时也把“理想”膨胀成了野心，把“自由”扭曲成了教条，把"爱"蜕变成了占有和利用。

渐渐的, 那个曾经给妻子写情诗的男人开始嫌弃她只会打扰自己的工作，只会阻止他把自家的财富拱手让出，只会妨碍他成为那个伟大的，崇高的，无私的，无欲的，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而弃小家保大家的圣人。

他的妻子苏菲亚则落得一身的恶名，“自私、贪婪、狭隘、刻薄...”，因为请求老公留财产给自家子孙，因为在人前耍drama queen的臭脾气，因为憎恨那些萦绕在丈夫身边给他灌圣人迷魂汤的家伙。

直到弥留之际，这个干枯羸弱的老人才发现自己其实无力撑起圣人的盔甲。他最后的留恋，不是什么伟大的全人类的事业，只是那个陪伴自己走过48年光阴的，唠叨的，任性的，不识大体的老女人。

而此时，他的女儿和弟子却竭力阻止苏菲亚来探望垂死的丈夫，因为他们希望他“简朴而高尚地死去"，就像一个真正的革命领袖。

历史已经证明，人类有种奇妙的本领，能够打着“为了全人类”的旗帜，去做彻底反人性的事情。

电影最后，面对这杆“全人类”的大旗时，革命青年瓦伦丁愤然说道：“我没有见过全人类，只有不完美的男人和女人！”

是的，我们都没有见过全人类，只是太经常看到全人类的不完美。

病危的托尔斯泰已经没有力气再说话 他与深爱的女人默契的互诉衷肠 在她怀中安息于一个不知名的小车站 门外的陌生信徒们从四面八方赶来 痛哭流涕

久别重逢的Valentin和Marsa终于再次拥抱 我也很出格的在飞机很不舒服的座椅上 对着巴掌大小的屏幕默默流泪

没有办法不被感动

All, everything that I understand, I understand only because I love.托尔斯泰说， 我洞悉一切， 也只是因为爱。 只有他这样的伟人 才敢于正视爱情的伟大和人们对于爱的渴望

人们往往不愿意承认爱情的伟大 大部分人在理智的时候都会告诉自己 这世界上有着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等待我们去完成 没有时间被儿女私情所羁绊 但往往在最痛苦最失意的时候唯一的良药却是爱情 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 想要一个人的陪伴而已 相互依靠相互启发鼓励 想要快乐 想要被爱 让自己充满活力 一切困难都迎纫而解

尤其是女人 爱与被爱对她们来说简直重要到让人难以启齿 不管是多么生猛的女子最终也是要被它打败 相夫教子 安静生活 也许相对于被其轻易虏获的凡夫俗子来说 永远不爱且拒绝被爱的人才更可悲

love hurts

 爱在托尔斯泰眼中可以自私可以伟大 可以为了她而不顾挚友与信徒对他的期待 忍受两个人在政治教义以及所有观点上的不合 忍受她的无理取闹 自私与孩子气 最后却是为了心中的大爱而离她而去 决心在一个平静的地方认真思考写作 安度余生 立誓说不再见她却终日被相思磨难 昏迷中不断的喊着她的名字 众人为之动容 即使是深深痛恨着她的人


很被托尔斯泰和妻子的感情所感动 影片拍的很诗意又难以理解的浪漫和滑稽 彼此深爱却又没有办法停止对对方的伤害 谁对谁已经不是重点 重要的是四十年来他们从未停止爱过对方

男女主配都演的很真挚感人 两个女子都是随心所欲敢爱敢恨的人 是他们启迪的她们的男人 打开他们通往世界的第一扇门

在还没有成名之前 托尔斯泰也是个凡夫俗子 沉湎于欢乐 他和 Sofya 一起度过了最美的时光 她永远是他作品的第一个听众 世界上唯一一个能读的懂他的手迹的人 他的红颜知己 为了他 她足足抄写了6遍的战争与和平 胜过所有他的崇拜着 任何人对他作品的了解也许都没有办法超越她 因为他们心灵相通 因为她是他的快乐是他的灵感 是他生活，思想的一部分

在他们年轻之时

在他成为一个圣人之前。

这样的一个女人在他的信徒眼中最终成了托尔斯泰伟大精神与事业上的瑕疵 她的一举一动被密切关注 成为人们的笑柄与仇恨的对象 而她依旧无视于世人的眼光 随心所欲 保留着一个孩子的自私与热情 和对他的爱和占有欲

有时候真的想对着他身边的拥护者大吼 不要再给他压力了 走开 他就是一个平凡的老人 不是什么圣人 让他安静的度过余生 和他所深爱的人一起 那是他独有的快乐 没有必要把一切都捐献给所谓的虚无缥缈的人类理想

如果不是所有人对于他的期待 他也许可以更幸福 人们只想要一个上帝来拯救自己的灵魂 为自己恕罪 指点迷津 完成自己无法想像与触及的愿望 这种崇拜 这种期待也是一种可怕压力 更是一种自私

Valentin这个忠实而过于正经的托尔斯泰信徒 笨拙可爱 也是因为爱 才真正的了解了托尔斯泰和他的作品 了解人性以 是Marsha让他能够正视自己对爱的渴望与激情 与托尔斯泰夫妇相处的日子 更加让他深刻的明白 托尔斯泰所谓的爱的重要性

一个人 如果没有得到过真正的快乐 是无法真正理解这个世界的 而这种快乐 也许 只有在爱里才能满足 只有当不在恐惧没有回报的付出 不在恐惧在他/她面前变的幼稚与笨拙 不再恐惧被深刻而毫无保留的了解 不再恐惧揭示自己内心深处的单纯与美好，渴望 而努力去爱一个人比自己多的时候 才能够明白体会

这是我扫一美电影时看到的。虽然这部一美并不是主角，只是一部比较重要的配角。

一美饰演的瓦伦丁是托尔斯泰主义的脑残粉，有幸成为他偶像的秘书，但当他兴高采烈地走入他心目中的天神的生活之后，发现托翁本人和他想象中相去甚远，他不像托尔斯泰主义中宣扬的那样无欲无求，他也只是一个有喜有乐、有悲有欢的人而已。

在托翁晚年的时候，他的激进派弟子切科夫支持他将所有著作的版权交给俄罗斯的人民，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而他的妻子索菲娅则认为这些财富应该留给家人，两人争执不断，而同时托翁也不满妻子奢侈的生活态度，矛盾重重。

历史上对于索菲娅此人颇有争议，因为从后来许多的报道和文献资料中似乎都将这位大文豪的夫人记载成一个自私自利刻薄寡义的女人。但是高尔基却曾经为索菲娅正名，他没有把托翁放到人民文学家的神坛上，也没有把索菲娅放到人民文学家的妻子这个身份上，而是单纯地将两人当做普通的夫妻来看待，多情又暴躁的托翁一生只有索菲娅一个妻子，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五十多年，全家人的生活都依靠索菲娅的打理。他们夫妻两个脾气都算不得好，却也摇摇晃晃牵绊着一起走向人生的终点了。

我们在电影中可以看到托翁和索菲娅琐碎而温馨的日常：他们会一起吃饭，听着戏曲，互相打趣，托翁对着索菲娅学鸡叫逗她笑那段实在是暖心。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无数的争吵，索菲娅和托翁的争吵，索菲娅和切科夫等人的争吵，索菲娅厌恶那些人明目张胆地观赏他们的私生活，居心叵测地记录他们的一言一行，她数次追问着托翁：你不爱我了吗？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我？
后来托翁留书出走，身体状况越发糟糕，在最后一个火车站停留之时已近弥留。索菲娅得到消息之后立刻赶来，却被女儿和切科夫等人拦在门外以免她破坏“圣洁的死亡”，但最后他们在听到托翁含糊的呓语和瓦伦丁的劝说之后，终于让索菲娅见到了她的列夫。

瓦伦丁将这一切的故事写成了他的日记，他也终于摈弃了本来极端的托尔斯泰主义思想，并且收获了属于他的爱情。

很多人熟知海伦•米勒高傲端庄的女王，在这里她真是演活了这么一个刻薄剽悍的老太太。索菲娅这个角色从后代的角度来看绝对算不上讨人喜欢，可是恰恰如此才是凡人之间的爱情不是么？在她的眼里托尔斯泰不是托尔斯泰，而是她的列夫，她不要那么多人整天围着她的丈夫和家人打转，她也不要她的丈夫将一切的财富交给人民，她不停地争吵，像个泼妇；她不停地被嫌弃，但依然争吵。
但那又怎么样呢，她就是个小女人，她就是爱她的列夫和她的家人。

结尾处，切科夫等人为了那崇高的、圣洁的死亡而阻止两人相见，她坐在外面的火车里看着门里昏黄的灯光状若痴傻，他回光返照一般含含糊糊地说：“你们告诉索菲娅了吗？她什么时候来见我？”这时候的他们就像是两个孤立无援的老孩子，不谈理想了，也不谈主义了，不想被注视了，只想互相拥抱着这一生拉扯不断的那个人。

此时的切科夫和女儿显得尤为面目可憎。

虽然崇尚托尔斯泰主义不是错误的，但是这一次导演似乎仍然是站在了感性派的一方，毕竟爱情才是最迷人的、亘古不变的东西。

最后说一下这部电影还是存在缺点的，首先是它的节奏感实在是太糟糕了，挺简单一个故事却用了挺复杂的表现手法：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表现历史上的大人物，用得好就像一美的《末代独裁》一样让人身临其境，但用得不好就会显得旁观者这个角色很鸡肋。

所以这估计也是唯一一部我嫌一美戏份太多的电影，感情戏更是非常非常一言难尽……

最后的最后，安姐演的托翁的女儿，这个角色真的也……也太不讨喜了吧，切科夫追求理想对索菲娅出言不逊也就罢了，这可是亲闺女啊对母亲那么说话真的好吗？导演是抽了什么风非要这样安排角色啊……

（芷宁写于2010年6月13日）
   上世纪90年代初在阅读托尔斯泰长女的回忆录时，除了对其中托翁的理想追求感慨外，还对其中因财产继承问题而常对托翁吼叫的其妻索菲娅印象深刻。又在很多对托翁做研究的文章中发现，几乎清一色地将托翁之妻表述得自私而虚荣，仿佛她是托翁实现人生理想的绊脚石，也是最终导致82岁的托翁倒毙于无名小站的罪魁祸首……看后总感觉这种一边倒的解读过于偏颇，纵然托翁对社会模式的自我构想是美好，但是不能不说他的很多设想趋于理想化，不能得以实现是由诸多现实因素造成的，完全不是某个人就能阻挠的。
   所幸在由迈克尔·霍夫曼执导，改编自著名传记小说作家、诗人杰伊·帕里尼同名小说的影片《最后一站（The Last Station）》中，演技派海伦·米伦诠释的索菲娅性格丰富，情绪饱满，情感激荡，层次分明，将这位比托翁小12岁、和托翁一起生活了48年、为他生了13个孩子（其中5个夭折）、曾把3000页字迹难辨的《战争与和平》手稿整洁地抄写了7遍的伯爵夫人跃然眼前。而索菲娅反对丈夫将财产与平民分享的原因之一，也是处于一个母亲为子女的利益考虑。
   影片再现了托翁生命的最后片段，以参与其中的旁人眼光，即托翁秘书瓦伦汀（詹姆斯·麦卡沃伊饰演）的视角来看待文学巨匠的最后时光，叙事中虚实结合的做法，似乎意在表述爱的正负作用，实的部分是托翁和妻子的爱恨纠葛，他们爱得很深，又恨得投入，不能分开又无法相处的婚恋生活耗尽了他们的人生。一如某评论所言，“生命中如果拥有爱，那么爱中的人则要承受痛苦；如果没有爱，那么不爱之人将要经受生命的枯寂和矛盾，所以这个真实的故事显得复杂、矛盾和有趣，并且导演赋予了它真实的情感。”虚的部分则是瓦伦汀和托翁信徒玛莎之间的爱，体现了托翁对年轻人的影响。
   可以说，索尼娅是托尔斯泰的生活伴侣，但不是他的精神伴侣，虽然她懂得丈夫的著作，但她不能认同其中关于分配制度改革的做法，晚年托翁生活俭朴，吃住如同农夫，而索尼娅依旧是贵族做派，饮食精致，衣饰华美。个人猜想，最初托氏夫妇之间的关系应该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和妻子，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是个自传性质很强的人物，是一个想要在自己的土地上重建农业体制的贵族形象，而列文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和打击后，最终还是选择成为一个值得依靠的丈夫和父亲。这显然是曾经托翁的缩影，晚年的托翁想彻底摆脱家庭的束缚，于是他离家出走了……
   致力于将托尔斯泰主义付诸实践的弗拉基米尔·切科夫似乎是托翁的精神伙伴，于是，“激进派”切科夫和“保守派”索尼娅之间存在着旗帜鲜明的对立和斗争，切科夫想要把托翁塑造成神一样的存在，想让他成为宣传所需的楷模，于是他致力于让托翁另立遗嘱，并达成托翁将其著作权交给民众的签字，他还着力于让阻挠此事、情绪易激动的索尼娅在托翁和媒体面前颜面尽失……这次保罗·吉亚玛提演绎了一个不怎么讨巧的角色，特别是最后，即便撒谎也要隔离索菲娅，不让她见弥留中的托翁的做法。
   影片为再现托翁晚年时这两股强势又恼人力量之间的争斗，设置了墙上相框的戏份，第一次，索尼娅取下了丈夫书桌前墙壁上切科夫的相框，换上了自己和丈夫的合照，第二次，愤怒于丈夫瞒着自己签署了版权协议的索尼娅对着始作俑者、墙上的平面切科夫猛开枪，将两人之间的火药味彻底升级。同时，为了表现这两股力量的角力，片中出现了一个有趣情节，切科夫和索尼娅分别送给新来的托翁秘书瓦伦汀一个日记本，切科夫让他记录托翁宅邸发生的一切，并及时汇报，即把监督任务交给了瓦伦汀，索尼娅则只让瓦伦汀客观记录下所看到的事，于是片中出现了瓦伦汀忙于在两本日记本上记事的镜头。
   影片画面颇有怀旧复古色彩，葱茏的原野，静谧的府邸，精致的餐桌，雅博的书房，彼时乡村贵族的生活气息流淌在光影间，而该片最值得观看的部分，在于演员的表演，有评论称——“在迈克尔·霍夫曼的指导下，整个影片呈现出了诗歌一般有韵律的节奏。当然，两位大腕主演克里斯托弗·普卢默和海伦·米伦的出色发挥也功不可没。”
   其中，拥有白俄血统的海伦·米伦在片中的表演可谓酣畅淋漓，不论同老辈的普卢默、壮年的吉亚玛提，还是后生麦卡沃伊演对手戏，米伦都游刃有余，她以极富戏剧张力和感染力的表演拿捏出了索菲娅的痛苦和愤懑，塑造了一个极有个性和主见的托翁夫人，其中得知丈夫离家出走后她奔向池塘的一路悲恸、滚下渡口入水的身心疲惫，将一个女人的决绝心绪表露无疑，凭借在本片中的出色表现，米伦获得了罗马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再一次的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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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给索菲亚·安德烈耶夫维奇·托尔斯泰娃翻案的电影，影片聚焦在列夫·托尔斯泰临终前的时光，围绕着托尔斯泰死后著作权的归属而展开的两派之间的斗争――托尔斯泰的结发妻子索菲亚和以切科夫为首的托尔斯泰主义者，而詹姆斯扮演的瓦伦丁作为托尔斯泰的秘书旁观记录了一切。

    影片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坚持财产私有制的索菲亚一边，对争执的中心托尔斯泰本人保持中立的看法，而对切科夫等人表现了批判贬低的态度。对于稍许了解托尔斯泰生平的人来说，这部电影的真实性确实要打个折扣，那么不妨就把它当做一家之言，暂时忘掉托尔斯泰和他的丰功伟绩，看看索菲亚的晚年故事。

    影片当中，索菲亚这个喋喋不休又有些神经质的小老太太的确神烦，冲动固执疑心病重，不征求丈夫的意见乱翻日记与书信，追着托尔斯泰求得爱的肯定，动辄以自杀相逼，简直不像个伟人的妻子。托尔斯泰早年成名享誉全国，在晚年他创办农民教育为下层人民执笔已成为整个俄国舆论中的“圣人”，托尔斯泰和索菲亚的生活暴露在闪光灯之下，在他们祖宅外天天有堪比现代狗仔队的记者们严阵以待，甚至连他们的家庭医生也随身带着日记本记录下他们的一言一行。和伟人妻子身份不相称的是索菲亚面对挥舞着的纸笔的满不在乎，她大肆嘲笑着托尔斯泰信徒们对家族财产的掠夺，用最率直的语气不遗余力地表达自己的愤恨与鄙视，为了偷听托尔斯泰和切科夫关于新医嘱的修改在众目睽睽下仅穿睡衣翻过阳台，可谓率性之至。
 
      瓦伦丁其实是作为切科夫的眼线安插进托尔斯泰家的，却受到了托尔斯泰和索菲亚夫人的一致喜爱，作为一名年轻的托尔斯泰信徒瓦伦丁是带着崇拜仰视的目光走近大作家托尔斯泰的生活。詹姆斯一贯羞怯含蓄又自带苏格兰人天然的坦诚目光算是本色出演了一把，他添加的一紧张就打喷嚏的小动作把一个初出茅庐生涩单纯的小青年十足凸显了出来，借由他的目光我们得以看到一对老年夫妇的不平凡生活。人们有多崇敬托尔斯泰，就对索菲亚有多少谴责，人们把托尔斯泰未能抛弃贵族生活奉献一切著作权归咎于索菲亚，认为是她拖了托尔斯泰的后腿。做伟人不易，做伟人的妻子更不易，她在承担着名人妻子光环的同时，也承担着现实中托尔斯泰大家族的生计问题。

    托尔斯泰夫妇毋庸置疑是彼此相爱的，从他们不断争吵的时候还能不约而同配合，争论后还能在背后谅解对方时我们看到了普通夫妻数十年的默契。可惜他们不是普通的夫妻，在他们两人斗争中还掺杂了各怀心思的托尔斯泰信徒，他们对于共同财产的处置成了整个俄国最关注的事，成了信念与信仰之争。

     身处焦点的托尔斯泰在瓦伦丁面前一再表示自己并不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更像是被自己的思想挟持被动架在了圣人的高度，他和瓦伦丁讨论年轻时放荡的生活上过的姑娘，就已经脱离了那个主张克制禁欲的圣人了。他最后离家出走更像是远避斗争锋芒不堪其扰的无奈老人，连他的死亡也成了两方博弈的场合。一代伟人死前还不能按自己的心意见一见自己的妻子，这本身就违背了托尔斯泰主义者们奉行的爱与自由的原则。

    瓦伦丁在托尔斯泰死后就看透了切科夫等人追求真理不择手段的冷酷心肠，彻底脱离了托尔斯泰主义奔向了心爱的玛莎，或者说他在老夫妻不同的鼓励下真正去身体力行了托尔斯泰主义，那些被架高的不合人性的理论早该被抛之脑后，这世间只有爱和被爱是完全真实的，坦率追求爱与被爱才是合乎人性的选择。

    索菲亚临终时说:“我这一生深深地爱着我的丈夫，我是他忠实的妻子。”而对于普通人来说，白头到老已是侥幸，怎敢奢谈爱情，历历几十载必是爱恨交织斗争到生命尽头，哪是爱或不爱能一语道尽。

一直以来，关于托尔斯泰最后离家出走死于一个荒僻车站的结局，很多人归罪于他的妻子索菲亚(比托翁小12岁、和托翁一起生活了48年、为他生了13个孩子，其中5个夭折，曾把3000页字迹难辨的《战争与和平》手稿整洁地抄写了7遍的伯爵夫人)。说她贪婪短视，给大师拖了后腿。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托尔斯泰是属于全人类的，他不只是索菲亚的丈夫，他还是那些追随者前进的方向和榜样，是当时整个俄国的灵魂铸造师。
而这样一个灵魂铸造师身边，却有一个喋喋不休，汲汲于利的妻。她做不到托尔斯泰那么伟大的博爱，站不到那样令人仰止的高度，但是她爱着他的夫，并为之付出辛劳。
托尔斯泰只有一个，于是两种力量的博弈般的拉扯下，他出逃了。
《最后一站》有给托翁的妻子翻案的倾向，因此有人说这不过是戏说和美化。托翁与其妻子长达半个世纪的爱恨情仇又岂是短短的最后岁月能够表现出来的。不管是否戏说美化，这样一部戏还是让我们对于大师，或者名人的苦闷与不如意多一层体味，对于爱情，又多了一份理性的思考。
片子选取托翁最后的岁月进行演绎，借由他晚年的秘书，也是托老的崇拜者和追随者瓦伦丁的视角，切入到这个传奇家庭的内部。瓦伦丁被迫尴尬的观看托翁老两口打架，斗嘴，摔盘子。为了对切尔特科夫(俄国贵族，托尔斯泰追随者中特别狂热分子，立志帮助托尔斯泰实现托尔斯泰主义)的承诺，记录托翁妻子的每一句话。而后，因为同情托翁妻子的遭遇，也同样答应了对于日常发生的事儿做忠实记录。这就是后来瓦伦丁那本对于托尔斯泰晚年纪录的书稿来源。这大概也成为后来托尔斯泰妻子终于得到了托尔斯泰版权的重要参考。
片子中，对于托翁这个家庭的与众不同，有着这样的描写：
即便是家庭内部谈话也都有人去记录，虽然这记录各怀目的。其中有一幕伯爵夫人实在无法容忍这种记录，无时无刻不在的记录，在酒席上发飙。可以想象，每一句话都被记录的压抑和愤怒。
母女各有各的理想，于是彼此对峙到犹如敌人。女儿在父亲弥留之际竟拒绝母亲的探望，同时不惜向希望自己爱人来看自己的父亲说谎。母亲心痛难当，当着媒体的面说出：为什么我那些夭折的儿女中，你不是其中一个。亲情冷漠至此，让人唏嘘。
无论何时，门口总是聚满了媒体，甚至当托尔斯泰离家出走之后，托翁和他的夫人都是通过当地报纸来知晓彼此的讯息。当托翁病重的时候，大批媒体守候在小屋子周围，想最先获知托尔斯泰身体的最新状况，甚至可以不怀好意的说，他们就是在等托尔斯泰离世的消息，这才是一条大新闻。丈夫弥留，做妻子的索菲亚竟不能见上最后一面，平静下来，却是源于切尔特科夫利用媒体宣传效果的威胁。媒体的存在似乎已经成为大师生活的一部分，反观如今的明星又何尝不是。就比如霆锋一家，从小就罩着星环长大，讨厌媒体和作秀，因此开始叛逆的青春，一直到如今的成长，可以微笑着接受这种随时被关注的现状。同样的，临终时，与家人相见还要得到其他不相关人员的同意，其可能性也不是随意编造的。季羡林重病之时，他儿子与北大之间恩恩怨怨的其中之一就是不能探望病重的父亲。
当托尔斯泰成为托尔斯泰的时候，就意味着索菲亚不得不与他的追逐者，与公众，与社会去争夺他的丈夫。也许我们可以说托翁夫人不够高格，但是没有托翁夫人，也未必就有《战争与和平》，未必有托尔斯泰安稳的写作环境。同样是付出，难道我们希望托翁夫人像鲁迅原配一样默默支撑在背后，默默地隐忍，就因为丈夫的名声远不是自己能够企及的，就要放下自己的观点，哪怕家务事被外人插手也一声不吭么?
很难说清，家庭，或者公众，大师属于谁，谁又应该妥协。这大概就是大师的困境，所以他只能出走，哪怕一个人孤零零的在一个孤寂的小站上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