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时代

    相信我，每个人生活的背后，都有一个真相。就象每个笑容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滴眼泪背后都有一个秘密，每个拥抱背后都有一段时光。
    
    常乘最后一班地铁回家，车厢空荡荡的。若换做其他时间，我一定会来回翻着本永远看完的书。而此刻，却开始很小心地用眼神照顾着同路的陌生人。女孩摆弄着手机，时不时飞来一阵铃声，总是些最流行的曲子。妻子用一种奇怪的眼神和指法数着丈夫脖子上的痣，仿佛他们刚刚邂逅——我是说，如果他们真是夫妻。孩子已经睡去了，张着嘴巴，呼吸车厢里憋闷的空气，母亲也迷着眼。而我刚刚从朋友那里脱身，计划着明天还要去见个谁谁谁。大家带着自己的前世今生，赶上了这最后一辆夜车，十几分钟后又要匆匆离开，奔赴下一个时间的战场。每个人都有故事，每个故事背后都有真相。
    
    比如琪琪，还是那样让人温暖的笑容。和朋友开玩笑说，这么好的姑娘，从了吧。朋友却说，你会要一张永远关不上的脸么？恩，我们太习惯变换面孔的生活了。大家都用这样的表情，就无所谓真与假，是与非。不世故的人反而更让人觉得可怕，因为大家的逻辑是，这个世界没有人不世故。你天真，只有两种可能：你城府太深，可谓“世故”中的极品；或者你真傻，谁还会跟傻子叫劲？对于琪琪，连最好的朋友都会相信她的背弃。那么，两人友谊的真相又在哪里呢？她失去了上演真相的舞台。

    还有Molly，她刚刚下车。那辆保时捷，能担保什么？上了车的，会作态，上了床的，也不能坦白。等待一个人，却不想承认；等待一份爱，却拒绝付出。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却还想向别人多要一个担待。如果你为一个笑容感动很久，也许会被当作白痴。所以，她开始怀疑，开始不清不楚的寻找彼此身后的真相。
   
    小波从一开场就摇摆。玩儿滑轮，需要的是平衡，踏上了那双鞋，你就要不断调整姿态。搞艺术的就怕没有立场，或者说没有坚持，那样顶多算个半成品。所以他还是去做立法委员好了，左一下，右一下，左右逢源，永远不知道会在下个路口转向何方。艺术应该让阿King这样的来搞，至少他最实在，象个孩子，藏不住Larry的那些哲学和箴言。一个又一个的圈子，本身设计好了出口，走到一半突然发现来了个不懂游戏规则的，那些心照不宣的结局和答案一个个被倾覆。更不能容忍的是，他还用无辜的眼神看你在里面挣扎。
   
    言情作家和王牌节目主持人，金童玉女。这样的组合，应该常出来走走台，让大家还会相信爱情，还会相信誓言，还会相信童话。但是，人们的感动也只会停留在舞台灯光亮起的那一刻，因为谁都知道什么都不能相信，偶尔激动一把，回想一下自己曾经的清澈，再走路，也不错。所以那些为了公众形象苦苦支撑的寂寞恋人们，背叛情侣们，心碎夫妻们，也自己走路吧。大家都明白在流言蜚语里蜜语甜言一定不容易，谁也不会为此伤心太久。票买了，钱掏了，鼓掌掌，一笑而过。
   
    而杨德昌的真相，在哪里？他有太多话要说了，甚至有点唠叨。他一边揭开这个城市的伤疤，一边给大家塞止疼片。也可能是麻醉剂，话讲得久了，体内的抗体开始显灵。他让每个人都变成生活的哲人。而除了天生的哲人谁会在鱼水之欢过后，说说义和团，说说文革，说说天安门？小明能。因为杨德昌能。他够狠，不给剧中角色自己的空间，非要把大家生活背后的真实抛开给你看，违反着生活的逻辑。我们应该彼此尊重，那些潜台词伤人又不利己，何苦一定要溯本求源。还好到了《一一》，他已经不那么激烈愤怒了。每个人都变成了婆婆心里的故事，不用讲出来。生活已经够残酷，又何必去重复？

    走出地铁站口，女孩被男孩接走，夫妻俩上了出租，母子二人也行得远了。我知道，有些故事最终只能对自己诉说。而所谓生活的真相，其实也只有自己在乎。
    
    真的。

        一九六零年代，也就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影片素材来源的时代，电影中的小四捅死小明的日子，而在真实的历史里，是一位叫做茅武的中学生杀死了一个十四岁的女同学，时间是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接近夏日。

        就在三十年后，44岁的杨德昌提到茅武杀人事件时说：

        “对我来说最有趣的，不是茅武的生平，或者他为什么杀人，而是那个环境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太多人不愿去想那段时间，可是那段时间对我们这一代来讲非常重要，为什么台湾会有今天，其实跟那个时代非常有关系，这个杀人事件不是一个单纯的谋杀案件，促成杀人事件的是整个环境，凶手是整个环境，甚至小明自己都是凶手。我们那一代在民国五十年（一九六零年代）是念初中，命中注定到民国八十年（一九九零年代）你就是社会中流砥柱。那时候的环境也许会增强你的个性，也许会削弱你的志气，都会影响到现在，那个年代有很多线索可以让我们看清楚现在这个年代，这是我做这个片子的最大动力。我希望《牯岭街》除了小孩子看了会开心外，大人看了也能够延伸一些自己的思考：发生在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教训到底在哪里？”

        也同样是在1963年，台湾，一部美国电影被当局禁映，名字叫做《丑陋的美国人》，编剧和导演也都是美国人，禁映的理由是“会影响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很多在台湾的美国人不是很理解这件事，他们觉得很奇怪：“咦？我们美国人自己都觉得很有趣的电影，为什么你们中国人，反而不敢面对？”

        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独特的粉饰和怯懦，深深压抑着面对内心真实的冲动，看见别人的丑陋，就隐含着自己的丑陋也将被暴露，是啊，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说到人性的丑恶一面，又有多少不同呢？

        所以杨德昌当初拍摄《牯岭街》时对观众的盼望并不切实际，首先是小孩子看了不会开心，再者他最为坚定的对个体和群体文化的内省精神，到了大多数成人这里，除了唤起怀旧与伤感，叹息与悲哀，却唯独唤不起自省，为什么？因为即便过了三十年，制度也许改了，生活也许变了，但文化没变，人们内心的压抑并不见得比一百年前少一点，只是方式变化了而已。甚至在21世纪杨德昌的《一一》中，人们对精神出口的渴求也一次次的失败，那样的无所适从已经化为了人和人的同情与心灵深处的孤独。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1994年，杨德昌的《独立时代》，以近乎戏谑的手法与节奏描摹当代台湾众生相，几乎让人看到浑身刺痛，坐立不安，人性背后的动机全部拿到了台前晾晒，一探到底。表面上看，就连最宽容的评论者都觉得，为什么杨德昌镜头下的人物都这么可憎，人与人之间都这么疏离？于是他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把这种狭隘简单的归结为导演内心的狭隘。

        这是可笑的结论，更是观者的悲哀，仿佛中华民族的美德人人都有，而缺德的永远是别的什么人。我们在银幕上看见美好的情感，就会感同身受，为什么看到丑陋的东西，却想不到那丑陋其实也是自己内心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所谓的阴暗和美好，本来就应该在阳光下享有同等的对待，一样的坦坦荡荡。否则，我们的文化，从个人到群体，何以谈起自省，何以谈起自信？

        实际上这是杨德昌最为真诚的一部电影，把虚伪和所谓的丑陋和美好的情怀一起亮出来给你看，是告诉你：它们同属真实的一部分，无所谓高下，无所谓对错。杨德昌在电影里让我们看到一种正面的态度，无所回避的态度，人性中的道德优劣并不以身份和阶层为界限，也不以穷富来划分，这样正面而强大的价值观念我曾在黑泽明的电影中看到过。就好像这部电影里的富家子弟阿钦，肤浅俗白，事业搞的乱七八糟，成天被人骗，总是喝醉搞不清状况，在影片里出现时是那么令人讨厌，但到最后你发现，他追求自我和爱情的执着比谁都要强烈，也许他不得其法，却努力作出着自己的选择，终究是他最真最单纯。

        人是不会改变的吗？如果今天的年轻人，再看到《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在不开心之外，会不会在内心产生自发的力量，去抵制那些压抑内心的文化，更开放，更轻松，更正面，更坚持，同时又拥有更加自然多元的宽容度？我相信会的。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杨德昌是带领了一批几乎毫无经验的年轻人一起，共同创造了一个比当时台湾电影工业更健全，更自主的工作环境，用了三年的时间筹备拍摄，锻炼了一大批年轻的电影工作者，这是杨德昌对年轻人最好的信任。

        今天，如果让我道出对杨德昌先生最大的敬意，在于尽管并非人人都拥有强力思辨和反省的能力，但因为有了他的电影的出现，就不能说这个文化失去了内省的光芒，这种光芒并非来自高远，而本就该深植在我们心中，内省并非为了转而拿起绳索，去束缚更加年轻的心脏，而是产生自我超越的动力，这超越的动力让我们独自走向精神的开阔之地，并一次次的停下来，感受到灵魂的真实面目，正面了真实还不足够，更在开阔的过程中理解了自己，也理解了他人。

        杨德昌先生去世的时候，我远在美国学电影的台湾朋友打电话来说，无论杨德昌安葬在美国还是台湾，他都会去扫墓。上个世纪的鲁迅先生说，绝望和希望，同样虚妄。是的，在我来看，虚妄既然是人生的底色，也就应该毫无惧色的带着希望去面对，是别无他途的选择。杨德昌在某种程度上，与鲁迅先生相似，既正面人世的真相，也找到了自己的方法去应对真实，这本身已经是美的，即便口出恶言，冷眼以对，即便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与虚伪，也让人感觉到衣服下的心脏比任何人更强烈的盼望着温暖与美好。

        所以杨德昌先生的墓碑，在我的想象中，一定是安放在《一一》片头出现的,那么葱郁又茂盛的树下，并且，那将是一个定格的 A Brighter Summer Day。

注明：（杨德昌口述部分引自黄建业先生《杨德昌电影研究——台湾新电影的知性思辨家》台湾远流出版社）

Liar

原载于 北京青年报 2007年11月

杨德昌的《独立时代》，拍摄时间是1994年，牯岭之后，《一一》之前，对应时间的台北，是富起来的台北人，文化产业开始兴起的时代。据杨德昌自己的随笔说，是新儒学开始走红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华人社会呈现出什么样貌，小杨有自己的理解，于是他交了一份答卷：《独立时代》，英文名说得更明白——《Confucian Confusion》（夫子的困惑）。也许因为这样，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呈现出比其他作品更多的说教姿态。

整部电影是说教的：所有人都有自己做人的方式，都有自己对华人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解，总在喋喋不休地告诉别人做人的道理，看起来都那么睿智，却在自己遇到问题时败得一塌糊涂。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观念，电影的说教也许不是杨的问题，只是社会如此，大家都身在其中而不觉罢了。

故事的开头是孔子的话，意思是，人民没有钱，富之；富起来了又如何？教之。最后落在“教”字上，当然，新时代有新名词，大家管它叫“文化产业”。

画面还未呈现的时候，便是小波的答记者问，把迎合大众曲解成民主，解释自己的抄袭行为。大屏幕上是一面镜子，小波穿着轮鞋在记者之间自由穿行，摆着先锋艺术的姿态，记者忙碌着，记录，审问。镜头一转，Melly被姐姐教训，说她不会做人，而后便以琪琪为榜样教育她要做个受人喜欢的文化产品。再一转，琪琪笑容甜美，对每个人都和颜悦色。大家都拿琪琪做榜样，却都毫无质疑地相信，琪琪的笑容是装出来的。

琪琪真的是装的吗？两个地方说明了问题：一是男友小明见Melly的公司走下坡路，希望琪琪及早脱身，被琪琪拒绝。另外一处是一个长镜头，画面中琪琪在Melly遇到问题时显得焦躁不安，站在透明的大玻璃后面，不时地扭动着身体。

杨德昌借着作家的嘴抛出了一个命题：孔夫子如果跑到现代，发现自己很受大家的欢迎，然而大家都向他讨教做人处世的道理，因为大家都相信他的理论是编出来骗人的。

这便是现代社会。有人说中国人是功利的，连信仰也是如此。有智利游记为证，有公款旅游者，成为一门派，口号是见神就拜，反正拜了不损失什么，或许哪天惹了麻烦在这个神的地盘，留个关系网好办事。宗教的世俗化，哪里都有，但大众以这么理直气壮地以世俗的方式理解宗教，怕是中国独有。记得《牯岭》时代的小四，还带着天真的气息，为此他杀了心爱的女孩；小猫王还在为摇滚奋斗者，虽然最后磁带被扔进了垃圾桶；哈尼还有理想主义的色彩，结果死于毫无理想的对手的陷害。转眼间黑暗的时代灰飞烟灭，人民富裕了，信仰也连带着没有了，一点点都没有了。艺术、文学、文化，统统都产业化了。

杨德昌很有意思的一点，他的电影，英文名和中文名差别很大，但电影的内容，两个题目都能扣上。《独立时代》扣的题，一个是夫子的困惑，另一个是“独立时代”。Melly是富家女，做文化公司做得一塌糊涂，也不喜欢，她不过是为了向被家族订婚的老公摆个“我要独立”的姿态。Melly的姐姐是早年为了爱情闹过独立的，嫁了作家，现在却后悔了，和孤僻的作家分了居又羞于承认，在电视中依然告诉大家“只要一小时，你们就能像我一样幸福”。小明一直以贪污腐败的父亲为耻，却阴差阳错地陷害了正直的同事，成为官僚小团体中的一员。作家看起来是最独立的，守着清贫，写着销不出去的书，看上去那么达观，但说到底还是怕死，琪琪一出现，他的姿态立刻变化。小波原本就是文化流氓，色心大，色胆小，看起来很先锋，Melly老公阿King一发现他和Melly的关心，立刻吓得摊倒在地。反倒是琪琪，看起来左右逢源，到决断时，便真的断了。更有趣的是阿King在形容和Melly关系的时候用了“一国两制”，看看一国两制的双方，一个摆着姿态要独立遇到困难便退缩了，另一个摆着大度的姿态私底下却跳脚怄气，笑，不知是否影射什么。
这样一个时代，闹女权、闹独立、闹性解放，最后，到底谁独立了？

最后说电影的特点。杨德昌喜欢画外音，一个黑幕，背后有主角的对话，有旁边旁逸斜出的各种声音，看似无关，却让人遐想人物的各种关系。还有他喜欢镜中的取角，让我们看见在镜子里的人，像做戏一样，笑着哭着。到这部电影，这两点运用得尤为多，超出看过的他的其他作品。杨喜欢多人物多线程的特点，在本部也展露无遗。说教到这部浓到极点，有人说这是理科生的议文，不为过，到《一一》时代，又渐渐淡去，蜕化出大师级的作品。这部在期间，不上不下，但指涉的内容，在今日看来却很有意味。都说大陆比台湾晚几年，台北的过去就是上海的今天，有没有，自己看。

连续看了几部杨的电影，他的电影需要一些勇气才能看完。
不是故事，故事是很精彩的，甚至扣住你的心弦。
勇气是在于直面的勇气。
突然间想到的是很多年前读鲁迅先生作品的感觉。
在中文电影中第一次让我想到直面惨淡的人生，直面现实，这样的字眼。
杨大师总是有一把解剖刀，一层层的剥开人生四季，剥开喜暖人情，剥开一个个社会背景的欲念与真相。
理峻而有条不紊。
看完他的四部电影，我产生了他是医学院毕业的念头，因为鲁迅先生也是学医的。
查完之后，发现他是学习理科工程的，学习并不好，但镜框后的那双眼睛符合我的想像，冷静淡定又有着俗世的关怀与温暖。
杨先生是天蝎座的，从其表述与婚姻看应该属于INTP类型的，追求完美且渴求真相。
穷其一生，一一给出了他觉得的答案。
而麻将与更早的独立时代也许他还在找寻的过程中。

总是觉得杨的电影中的人都是现实得让人觉得残酷且不健康，但可叹或是每每电到我们的是，这些人物都是生活在都市周遭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影子在上面。

麻将中不断重复的是，没有人知道他要什么。
而独立时代则抛出了一堆问题，富家女有独立的欲求与烦恼，在一顿发泄后居然会和最好朋友的BF一夜情，而且居然会问到对方爱不爱他。
有健康外表、开朗个性的琪琪常常被误以为太假，但是从真诚的看，她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她一直在为男友为朋友考虑。
那个导演在一夜成名后除了在重复装腔作势及潜规则，好像一无是处，但他的存在才会显得周遭人的病态。
KING是个帅真的人，直帅的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甚至除却他的富家公子身份后有些不食人间烟火。
而那个CHARRY则是真正的道学面子，狼子内心。

有些像杨想表述或他自己的是三个人物。
一是那个公务员，他不幸的是与最好的朋友在一家公司，最后做一件伤害朋友但却毫不知情的事情。
他善良，有世俗的梦想与追求，爱家人。
也会偶尔犯错甚至出轨。
杨通过这个人物与琪琪表述的是最普通的都市人生活。
这无疑让人是觉得温暖的。
我们的很多人是与他与琪琪相同的，世俗的生活，到FRIDAY喝杯咖啡，甚至吵吵架也是我们世俗生知中温暖的部分。
也许空空如也，也许没有意义，但这些却是人生最坚实的辰光。
最后杨也给了他与琪琪一个拥抱，如同麻将中马与伦伦一样。
平凡中有希望。
鲁迅对于普通人是痛其不争，哀其不幸。
但杨我想是有些聪明人的嘲讽却大体上是认同的，在他的镜片后的眼睛中是带着淡淡的笑的。
然后是MELLY的姐姐，那个曾经的文学青年，又在媒体上宣扬幸福与爱的媒体人。她大体上是有见地，有担当的，也认定自己对于公众的意义。
那些宣扬美的东西是否是麻醉，也是杨提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有一个家庭有一个个人看到这些节目可以开心，可以多一些笑脸，这就是他们的意义。
姐夫则是另一个艺术的思考，他在纯文艺的线路上极端的走过两极后开始考虑中间，艺术最终是要看大众的，大众是可以治疗，还是如何引导。
没有答案。
就像杨的作品的意义，也许还是小众。
就像大都文艺片一样。
但他们的意义是用各种方式留下了他个人对于世界对于时代的思考。

还有儒者的困顿，如果孔子再世的命题，人们将他的思想作为工具，却没人真正相信他。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于丹同志。
经济与富裕离我们越近，是否感情与真诚离我们越远。
儒的世代，中华文明的最终是由什么来救赎。
也许还是道吧，难得糊涂四字的处世智慧在中国人在苦难中修得的精神灵药，灵药也许是鸦片，但也许可以治疗精神。
精神与身体不一样的是，他有着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但它的健康病症是很难度量的。
杨大师的意义也许在我们麻醉或是困顿时将我们冷醒，将我们指向现实，这其实也是一种治疗方式，这与中国独特但流传千年的一种方式吻合，它叫做针灸，用疼痛、麻酸来刺激神经。
在这个冬夜，我感谢杨德昌，也想念周树人先生。

中国这五十年不缺少的是野心家、政治家、军事家、革命者、执行者，不少的是抱怨者，但真正缺少的是思想者，所以鲁迅可以不朽，而杨德昌也一样，相信百年之后仍有人可以记得那付眼镜后的眼光。

中国需要张艺谋这样的人物，需要陈可辛、徐克们，但也需要杨德昌、贾樟柯及原来的张元们。电影是需要文化的积淀的，杨德昌的高明比之大陆的贾、张们，不在于技巧与电影本身，而在于对于时代对于人性对于华人文化的理解。期待十年二十年内再出两个这样的大师。
这样可以华人世界针灸精神的人。

在接触杨的电影之前，对于台北的印象只限于台湾同事们描述的都市形象，限于美丽的风景，限于台北女生好听的嗓音。
但是杨告诉我们，这三十年发生的，在上海，在北京，在广州，台北十年前二十年都曾发生过。
杨告诉我们台北并不美好，就像现在的那些都市人们。
世界上本没有什么新鲜事，每个生命在悲观本身也许只是在重复同样的烦恼与问题中渡过。

生命本就是一段无缘由的行走，我们不知道结局会是如何。
甚至身边的人也很难做到彼此的了解。
但世界是有真诚有温暖存在的，俗世间有他最简单的光辉，而且这些光辉最终都是由小及大的。
往往与财富无关，往往与阶层无关。

带着精神的矛盾与折磨，又享受整个生命给我们的简单快乐，痛并快乐着的生活吧。
杨很少提及到宗教的东西，但事实上他一直在寻找的灵魂与精神的出口，也许最终在于信仰，即你对于生命的信念本身。

这是一个繁芜、浮躁的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暧昧；这也是一个混乱、茫然的社会，每个人都没有方向，但是都朝着某一个方向在走。

这里有玩艺术的人，阿bir那样的“艺术家”——或者称为艺术投机分子，把艺术当作一门生意来扬名立万；有molly那样的富家女，衣食无忧因此心有不甘，觉得自己应该有所追求，但不知道到底要追求什么；有阿king那样的有钱人，以为钱可以买到想要的一切，在百无聊赖的生活当中，把偶尔被挑逗起来的欲望当作宝贵的爱情；还有molly姐姐那种曾经有过理想，然而迅速在世俗生活中作出妥协，活成一个貌似幸福美满实际空虚寂寞的成功人士；也有molly姐夫那种大龄文艺青年，在封闭的自我世界里面苦苦坚持，变成一个现代社会的苦行僧和怪大叔；象larry和小凤那样的人，当然也不在少数。为了上位，百般算计，连灵魂都可以出卖，更何况肉体；最后，琪琪和小明，是美好形象的代表。他们都有一颗单纯的心，但是他们也在生活当中迷失了方向。琪琪在众人的质疑和猜忌下，失去了信心，不敢相信自己的本心，因此迷失了自我。而小明，则是在社会给予的束缚之下，在每个人告诉他“你应该这么活”的压力之下，丧失了自我。

杨德昌在独立时代里面的表现，可以用驾轻就熟来评价。对现代城市生活的深入了解，使得他对人物性格和情节的安排、控制自然流畅，丝毫不显生硬。就像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面一样，复杂的人物关系，多条故事主线，他控制得一丝不乱。并且每个人物的形象都活生生的凸显出来，丰富而且饱满。

对一个文艺作品的评价，无论电影、小说或者其他，我的个人看法是，看完以后可以丝毫不费力气的想起来的东西，一个场景，一个细节，一句台词，那就是对你来说重要的东西。因为它已经进入了你，有可能将会成为你的一部分。

琪琪和小明跟小明的爸爸、继母以及其他人吃饭的一场戏，很常见的中国式客套方式。饭桌上的感情联络，寒暄、恭维、言不由衷的老调重弹，千篇一律但又势在必行——用电影的一句台词来说，这是情感投资，中国人很少有不明白这个道理的。小明的表现是不耐烦，以及不屑一顾。他反感父亲抛弃母亲，重新找的这个女人，因此反感她为了向自己示好，为琪琪找工作。他也反感表面上一片和气，暗地里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这是他的本心。但是琪琪习惯了对每个人微笑，尽心尽力的照顾每个人的感受——为别人着想本来是好事，但是一个想让全世界满意的人，既会耗费掉自己大量的心力，又会遭到大多数人的猜忌和怀疑，这正是琪琪的遭遇。

Molly的姐夫在我看来，虽然谈不上神经病，但是也差不离——我不是说他想法怪异，你可以看到他为了维持自己的信念而作出的巨大的痛苦的努力，然而我没法肃然起敬。一个把自己跟社会的关系搞得这么僵硬的人，必然不是一个聪明人，或者说，不够清晰。他在一次自杀未遂之后，把善解人意的琪琪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其实是可笑又可悲的——怕死就怕死嘛，还不好意思承认，非得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当借口。非得要被出租车撞一下，才能撞醒了脑子，醍醐灌顶般的想到答案，没有人不贪生怕死，好色之心也是人之常情——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杨德昌在这里不是想借角色之口表达自己的人生观，而是在戏谑这种人。

还有关于那个装逼狂阿bir，他的戏份不算多，但是出场几次，都能让人倒足胃口。最恶心的莫过于跟阿king在他家楼下那段对话，这种人就是没法好好说话，扯来扯去就要扯到抽象概念上面去，故作深奥，以彰显自己艺术家的气质——一个聪明人，可以把自己的道理用别人可以理解的语言表达清楚，因为他自己足够明晰。

印象最深的两场戏，还是跟小明有关。一个是molly发神经找他吵架，两个人在昏暗的小巷子里面打斗撕扯，最后累了抱在一起。这两个人本来是同学，后来成了冤家对头，互相排斥。但是在两个人都倍感孤独绝望又精疲力竭的时候，互相的慰藉，哪怕只是肉体上的，也能带来一点希望——如果人人都明白，在需要的时候，有人能给予你想要的东西，是多么的美好和珍贵，那该多好。可是完事之后，molly很可笑的——几乎所有的蠢女人的做法——问小明，你爱不爱我？小明不愿意违背自己的本心说爱，于是molly大怒而去。小明于是明白了，自己一直以来的生活，都被世俗的规范束缚着。这个规范要求人们“正常”的生活，过跟大家一样的生活——“什么叫大同？大家都相同就是大同。”于是他辞掉了稳定安逸的公务员生活，打算去寻找自我。

最后，小明和琪琪在电梯里面谈话。两个人心平气和，能够试图去理解对方了。琪琪在molly姐夫的启发下，敢于去相信自己了。小明也终于冲破了自己的困境，要开始新的生活。但是两个人因为之前的误会，已经决定要分手。两人友好的道别之后，琪琪走出了电梯，小明回到电梯，关上门，犹豫再三，决定追出去。电梯门开了，琪琪正站在门口，温柔的问道，要不要去喝杯咖啡？小明上前把琪琪揽入怀中。剧终。

杨德昌早期的电影好像都喜欢安上一个光明的尾巴。这个结尾也的确令人感动。在纷繁复杂故事之后，这一个场景终于打动了观众，并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希望——百般算计不如一颗单纯的心。

 

影片开场的那句孔子中的话就直接点了主题，在20年内迅速致富的台湾人，下一步该如何？钱权的交易、艺术的功利、人情世故的博弈、在空虚情感生活包围下繁荣得一片荒芜，人心在各种利益面前摇摆，在算计、计较、怀疑，与爱人争吵后退却却可立即和新欢海誓山盟……杨德昌把现代这种社会的种种现象通过影片中寥寥几位角色就把这人性的矛盾与复杂完全表达了出来，金钱社会对儒家教育的变相利用反而加速了信仰缺失后的对自我对他人的迷茫认知。
在万花筒般的人生百态里，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东亚意识形态成了杨德昌最乐于批判和嘲弄的对象。物质上的富余不但没有解决生活中的种种麻烦，反而带来更多的问题。杨德昌用冷静的视角和戏剧编排式的手法来看待这一切，唏嘘人生，丑态百出。即使今时今日，这些症结仍然没有被解决，这个社会被种种问题浸淫者，我们始终是它的一部分，我们就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