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化院

       看这部片子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一直感觉不舒服很压抑，看完后我在想谁是里面最坏的人，继父？还是是布罗克曼院长？维尔德？克拉普？。。。。。。谁都有错，但是置身其中，恐怕谁都不会觉得自己有错。
      继父觉得孩子叛逆，不服从管教，简单粗暴的一顿打，再接着扔进感化院不闻不问，甚至得知孩子受虐待也一走了之。对待屡次跟自己作对且没有感情的人，你我会有多大包容心？
      会不会有人觉得院长是虚伪的“好人”，一开始并不暴力甚至和蔼可亲，但是对感化院里孩子管教的方式和对犯错的孩子虐待让人触目惊心。有两次拥抱，一次是沃尔夫戈被打的奄奄一息的时候，一次是救出被活埋的沃尔夫戈的 时候，这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他只是像改变这些孩子，只是用的方式方法太过粗暴。
       维尔德很恶心粗暴的一个人，一面殴打侮辱孩子，甚至活埋沃尔夫戈，一面对因偷菜园被院长教训的沃尔夫戈同情、不理解，对安东的 自杀感到惶恐不安，但是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只是一个胆小的无脑执行者。克拉普和后来的管理员都是无脑执行者，也许他们还有良知，但并不被允许。

       那错在哪里？是制度！

        感化院里有一个制度，犯了错的人的会导致所有孩子都跟着受罚，犯错的人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成为众人怨恨的对象，制度本身是为了让人害怕无法面对的结果而预防、阻止犯错，但随之而来的不是感化和教育，而是辱骂和拳脚，它在所有孩子心中种植了仇恨和对立。仇恨和对立是这个制度下可怕的后遗症，以至于沃尔夫戈回家后都会下意识的攻击自己的朋友。
      在沃尔夫戈去之前一切如旧，所有人都习惯了这样的制度，甚至为它开解，那个同性恋小男孩给维尔德和克拉普祈祷，孩子头也劝沃尔夫戈安心顺命。制度带给人思想上的桎梏，让人觉得一切理所当然，甚至去感谢欺凌你的人。我想当时整个社会都不会觉得这样的制度有什么问题。
                             sometimes，i feel like a motherless child
                             sometimes，i feel like a motherless child
                              freedom，freedom，freedom，freedom
          所有孩子对于自由是向往的，只是他们已经认可了这种制度变得听天由命，沃尔夫戈的勇敢唤起了他们对自由的渴望。沃尔夫戈解救了他们，可是谁来解救沃尔夫戈，制度下的沃尔夫戈也开始变得沉默寡言，甚至顺应制度。
     有的人想借制度解决问题，有的人想在制度下靠自己解决问题，有人在制度下有恃无恐，有人在制度下安心顺命。制度错了，基于制度做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会是错的。

          说点题外话，对主人公沃尔夫戈来说，相比在感化院受到的虐待，伤害最深的恐怕是自己母亲的抛弃与背叛，以至于可以回家的时候却独自坐上火车走了，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的母亲，拿的一块蛋糕我想是对从前的温情的怀念。被自己最在乎的人抛弃与背叛，那种无以言表的疼痛与压抑，会是一辈子都无法愈合的伤。谁都不知道自己有意无意之间的错会造成多大的伤害，错不值得被原谅，别人原谅了你，你能原谅你自己吗？

我看到有人提到Michel Foucault的《规训与惩罚》，我想但凡看过类似题材的人都会想到这个问题，只是我想问的一点是，无论是规训还是惩罚，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个体显得更顺从，还是它真的出于某种良好美德的培养，正如主人公最后要离开感化院时院长对他讲得那番话，希望他在以后的生活中把在感化院里学到的东西延续下去。如果不是因为这两个目的，那么它只能是为了规训而规训，这也是我们看到类似题材的电影感到压抑的原因之一。如果是为了让规训的对象更顺从，我觉得在感化院里的这些人他们已经足够顺从，他们用自己的劳动给这个感化院带来财富，他们这个群体之中有自己的规则和层级，这都是教官所赋予的，只要给予这之中的一个或几个人一小部分的特权，那么其他人就会显得顺从。至于惩罚，那是一种恫吓，对可能的懈怠与可能存在的不服从的威胁，但很明显在院长和教官施加这些威胁的时候，这些理应“被感化”的人却在高呼自由。由此可见，当控制者把被控制者推到自己的对立面的时候，他们所仅能使用的手段就是惩罚，所以我在这里所定论的他们只是为了规训而规训、为了惩罚而惩罚便得到印证，这种手段转向目的的过程可以说是一种恶。

另外，这里对Foucault理论的一个印证在于历时性上的一个转变：由对肉体的规训到心理的规训的转变，对高压体制的顺从意味着可以从这个体制中获取某种特权，这点我们也可以在主人公的变化中看到，他之前是被欺负的对象，后来他却成了可以不用去劳动的“大哥”。所以，我在考虑的一点是所谓的恶，当我们面对一个恶的体制或者机构的时候，我们作为个体能做什么，是适应这种体制，成为他们恶的一部分，还是以另一种恶的形式来反抗这种恶。但我们看到，不论是院长还是那两个教官，他们也有好的一面，人性的一面，院长会抱着主人公对他说“孩子，会过去的。”他也会把主人公的头摁在水里，把他从家里再带回到那个在主人公看来是地狱一般的地方。我们在此看到人性的双重性，他们有好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在此情况下来说有没有一种绝对的恶，是有所保留的，只是在他们表现出恶的行为时，当他们残忍的施暴是那个根本的恶被激发出来。在主人公给自己挖坑的时候，我在想，其实铲子就在他手里，如果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他完全可以直接拍死教官。然而这里就有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直接终结他们，那他们的另一面，那个好的不是就看不到了。他这个好的一面，即使“我”没见到过，他也会存在在“我”的幻想之中，“我”会时刻自我怀疑“我”是不是杀了一个好人呢？这样的罪恶感会愈加强烈，把我的认同往“我”是一个恶人的方向带领，这样“我”实际上就用对方的恶来惩罚“我”自己的恶。hannibal这个模型之所以受到关注，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人性极端的可能性的探讨，在他身上我们是能够看到一种绝对的恶的，包括具有真实原型的堪称英国历史上最残暴的囚犯Bronson，他们让自己的恶高于其他人或者是体制的恶，他们用自己的恶来反抗来自外界的恶，同时，这个恶毫无来由，不会给他们任何的机会。这种狂妄的凌驾感抵消了来自外界可能的侵犯，于此，我们就能理解曹阿瞒所言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心理依据了。

当我们在说反抗恶的时候，还有另一个现实的处境，就如同《希特勒的男孩》里的那个处境一样。当规训的机构大到变成一个国家的时候，那个规训的场所不是像感化所那么简陋，而是一个军营，它更严格、更高压、更残暴，身处出在其中的个体根本无力反抗的时候，当个人的反抗变得不可能的时候又该如何呢？Hannah Arendt提出的“平庸之恶”的另一层思考是，身处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人们普遍的选择，或者他们可能压根就没有选择，因为他们也没有判断，他们只是顺从了这种恶，成了它的一部分，成了恶的推力和助手。在这种情况下反抗恶是不可能的，因为有判断力的人他们没有战友，他们被孤立了起来。电影里的主人公的反抗之所以还有一些效力，在于在某些时候他至少还是有战友的，然而在历史现实中，当某些以民族论甚至是种族论为口号的恶行发展到极致的时候，身处其中的人绝大部分是无力反抗的。

当一个恶的势力急剧膨胀，对这个恶势力的对抗只有组织另一个反抗它的联盟，只是它仍然是另一种暴行来阻止这种恶。战争的不文明性就在这里，不论它以何种正当性的借口，都让原本处在安定社会的个体被动的卷入进这样一系列的暴行之中。这里再回到个体的恶，我们看到其实这部电影里有几种不同的恶的形式：1.养父的恶：是一种唯我的恶，他出于嫉妒把尚未成年的继子驱逐出去，而他的母亲则迫于是这个唯我的主人的附庸而舍弃了自己的孩子，因为作为母亲和妻子她要在两个男人之间做出选择；2.院长之恶：他对自己确定的东西毫不怀疑，他知道怎么样做能让下面的这些人顺从，他也知道如何维持这个感化院，他还知道如果他稍有心软这个感化院就会像他那菜园里的小番茄被践踏；3.院长女儿之恶：它之所以值得一提在于她的背叛与引诱，她好奇却愚蠢，即像伊甸园里的蛇又像背叛耶稣的犹大，然而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之中有这样的行为并不让人感到奇怪，正如她也始终想摆脱这样的环境并不让人奇怪一样；4.教官之恶：受生计所迫的教官出于对丢失这份工作的恐惧，继而表现出对院长深深的认同，如果领导要用忠于自己的人，那这样的人几乎是最佳选择，他们绝不会对上层下达的命令有任何的犹豫，因为在他们的价值考量上，丢失工作比违背良心更加可怕，他们可以为现有得到之物付出任何代价；5:同伴之恶，这源于一种报复心理，只是它是相对而言的，他们欺负同伴只是为了获得极为卑微的一点优越感，以此认为自己至少比自己所欺负的对象还强上一点，这个优越感极其重要，因为那是维护他们仅有的一点尊严的支撑；至于主人公与其母亲的所谓乱伦关系这一点是否在恶的范畴我在这里不予置评，只是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个家庭里原先是没有父亲的，即使有在主人公看来也是一个极其残暴和淫荡的父亲，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母亲-儿子的关系会更加紧密，这一点上来看并不让人意外，这也是他之后回家看到家里有另一个男孩的时候再一次离家出走的原因，那不完全是出于嫉妒，而是他感觉到了母亲的背叛。

最后我想通过Kant在《单在理性范围内的宗教》（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中所提出的“彻底的恶”来谈恶的另一种可能。它建立在对道德律令的抵抗上，他所强调的人的自我（Self）趋向于恶的先验特征被Schelling所发展：只要我是自由的存在（Being），我就无法简单地把我心中抵抗善的事物予以客体化。这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恶是我们天性中的一部分，我却不能为此承担任何责任。这种倾向并非经验-偶然的倾向，而是一种以自我为本位的“病态”爱好，正如hannibal那样，他一定不会受制于人，我们看到他即使被关起来的时候也显得怡然自得，而且他总有办法摆脱这种限制，他向往自由，他在监狱里对claeis表达过这样的向往，他说他在监狱里所画的素描都是他脑海里的景物。我不能说他的恶是为了寻求自由，但的确，他的恶给他带来了自由，肯定有人会反驳我：如果他不杀人又怎么会被关进监狱进而不自由呢？那我就要用这部电影的处境来问了，难道不作恶人就会自由么？正是因为害怕被别人的恶所伤害，害怕被别人算计，才会有曹操的那句话：“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能天下人负我！”这是在有可能受到别人的恶波及时的一种先发制人的态度。然而，当我们确实受到伤害之后呢？很多走极端的年轻人在被逼入绝境的时候都会说：他恶，我要比他还恶！这句话背后的旨意是，不恶的确会让人避免被规训的可能性，但也同时失去了抵抗恶-规训的可能性。第三种情况发生在一个人真正践行这种彻底之恶的时候，这样的人对恶的坚持近乎到了执着与痴狂的程度。好比Don Jon，哪怕他知道等待他的是绞刑架，他的这种坚持依旧是永不妥协的，如果他稍微表现出悔罪的姿态就会让他显得畏死，不畏死被我们普遍认为是无畏的表现，这种无谓让他的恶更加彻底，这时他便是绝对自由的，他所追逐的恶与死的驱力等同了起来。即使如此，是不是就能把恶-自由等同起来呢？人又为什么渴望自由呢？如果自由近乎于一种天性，那恶也是天性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当感化院的那群人在不停地唱着“自由呀、自由”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去实践这种彻底的恶呢？他们的确对教官暴力相向过，那也是在教官对他们同伴的死冷漠待之之时，这是一种愤怒的抵抗，对冷漠和教官之恶的抵抗，他们对同伴的死同情而悲伤，这本身也让他们站到了那个彻底之恶的对立面。殴打教官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仪式，就像成人礼一样，在此之前的他们并没有什么尊严可言，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是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被送进去了，因此他们只懂得顺从，这也是规训的目的所在，即你只要服从管教就不会太难过。这种服从是不需要人自己做出判断的，在这种情况下规训才显示出其效力，但当他们集体惩罚这个教官时，你可以说这是种报复行为，但他们通过同伴的死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们在此刻分辨出了对生命的冷漠是何等的恶劣。恶虽然能带来一种绝对的自由，这种自由可以没有任何限制，但也很难将它视为人了，因为关于人的概念是有界限的。如果不自由就没有尊严，自由就会显得更有尊严，那无限的自由与由恶产生的尊严就很难再能说它是人的尊严。

我是在影评的鼓励下才看完的。阴冷的天气，暴力充斥的感化院，在高压与暴力中的德国少年成长记。拍的十分美，看得够虐心。好在男主是坚强的倔强男孩，长大后能还原历史真相，提供影视素材，于是，这个信念支持我一直坚持看到尾。德国电影总是真实的残酷。成长本来就是一场日渐清晰也日渐残酷的历程，更何况是感化院里的成长经历。男孩要经过多少磨砺才会成熟与平稳，才会褪去一身的逆反？沃尔夫岗，我无法做出你的所为，但却通感般的理解了时空遥远的你的少年成长史。那么痛的青春，会对长大后的你有什么样的影响？也许那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小男主的演技值得称道，再加上颜值上等，推荐观影。

   
              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
             
              早先在福柯《疯癫与文明》的开篇读到这句话，第一次对之有所感悟是在《穿越疯人院》里，第二次深刻体悟是在《裂缝》里，第三次则是看完《感化院》之后。

             《感化院》临近结尾处，一直发了疯一样想要离开感化院的沃尔夫冈在被母亲“抛弃”之后再次回到了感化院，他被曾经因为他的反抗而成了独眼的舍监“老大哥”指使其同伴活埋在土里，这时，感化院的院长出现，他怜悯的扒开埋在沃尔夫冈脸上的土，抱着震颤着还在极力反抗的男主，那样子让我想起了电影《裂缝》里G小姐同样怜悯着搂着呼吸急促即将死去的Fiamma。只不过，《裂缝》里Fiamma死去的是躯体，而沃尔夫冈在感化院里失去的则是灵魂和少年的灵性。
                在一座以“感化”为名的地方，原意是说用良性的教育方法矫正那些不良少年，让他们逐渐被感化，成为一个家庭、学校、社会的好青年。首先让我觉得讽刺的是，看了这些类似的事例，也包括国内有些真人秀（诸如变形记）里所呈现，我一直在反思，那些所谓不良少年，真的如“不良”这一词语那般实至名归吗？影片里的沃尔夫冈和继父顶嘴，看成人杂志，但另一面是他有反抗精神，帮助弱者，这难道不应该是最应被称颂的人性亮点而前者只是在每一个青春期阶段都会有的可以用引导、温情的方式做一改正的过渡？当然我没有完全的确信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判断，但至少我并不认为所谓不良少年就应该被送去矫正送去感化，脱离了家庭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域，尤其在其人格形成最重要的阶段，不失为是一种重大的缺失和人格形成的断裂。更甚，感化院带着它特有的讽刺意味用扭曲、畸形和暴力的方法泯灭着这些少年身上的生机。
                其次，是谁在给予这种”感化“，是谁拥有了给这些孩子贴上不良少年标签的权利和资格。感化院里的院长 ,尊严殖民地里的头领保罗·沙弗，更一般意义上那些对精神病患者下定义的医生们。影片里多少都有隐射，感化院里的老Boss可能从小就呆在感化院里，他的遭遇或许和这些后来者们相差无几，所以不难想到他之所以在感化院里呆了20多年，他的灵魂里的张扬之火已经被扑灭，他心甘情愿的屈从于这里，在灵魂深处接纳了这里的生存法则并内化成自己的人生信条，甚至继承了这里的恶性循环链，打着感化的旗号惩罚着这些玩性大发、正处于与世界作对阶段的少年们，同时剥削着他们的身体以廉价劳动力的方式获取利益。而这一切都在“感化”的名义下悄然进行着，院长呈现着善良、和蔼可亲、善解人意的高尚品质，但在作为恶的链条上曾经的受害者如今他却麻痹着自己的灵魂，用救世主的方式给这些不良少年予以矫正，他用感化少年的方式对自己的恶之行为赋予层层合理性，悲剧无非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感化院正是如此，把美好的少年，鲜活的胴体最终当着你的面一步步毁灭成僵硬、死气沉沉的面容，没有比这更让人心痛的了。
                除此之外，影片中的“感化”方式也令人深思。感化院里的舍监或是老boss很少对少年们施以惩罚，而恰是用煽动仇恨情绪的方式彼此毁灭。因为沃尔夫冈的反抗行为，全体少年都没有饭吃没有烟抽，当少年们用鞋底狠狠抽着沃尔夫冈的时候，我觉得无望极了，我想到了浪潮里在一种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下彼此残杀的青年们，想到裂缝里在Miss G的感召下夺走Fiamma生命的少女们，他们鲜活而类同，却也困顿而迷惘，他们不得不用这样的行为发泄心中的压抑，也不得不用这样的方式确认自己的归属，而再想一想，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里，这样“集体意识”下的群体归属与排外比比皆是；为了确保自己的优越感，父权制下的男性们处处彰显着对女性的征服殊不知男性本身也是父权文化的牺牲品，异性恋们用打压、去权的方式忽视同性爱欲的存在不过是成全自己生怕被剥夺的我族中心优越，甚至人们用指责精神病的存在确保自己仍安全的站在“正常人”的大本营里。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原本应该是平等、自由，但平等、自由恰恰成了一部分人征服另一部分人而获取的特权，谁知某一天我们中的哪一个人会遭遇怎样的“感化”与禁闭。

         在影片结尾，沃尔夫冈重新又回到了感化院，他已不再是那个有叛逆精神的血气少年，他变得敏感，有攻击性而又脆弱不堪，他的身体走出了感化院，他的心却永远属于那里，在恶的链条上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未来他会成为了感化院里的小老大，成为那里的舍监，成为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