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不压正

电影中，朱潜龙将蓝清峰押回蓝府，蓝府保姆鼓起余勇，踢了朱潜龙一脚，朱潜龙一枪打死之后吐了句槽：“她之前就这么勇敢吗？”无形吐槽最为致命，吐出了影片的主旨。

一、蓝府

各色人物都在蓝清峰府邸中出现过，从美国人、日本人、汉奸，到李天然、巧红，形形色色的人你方唱罢我登场。美国人在这里做客，日本人闯了进来，阴谋在这里上演。蓝清峰又指着每一个房间说：“这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地方”，再加上保姆在打扫屋子的时候积攒下来的子弹，这样的指涉就很明显了，府邸在隐喻近代以来饱经苦难的中国大地，影片中的太行山庄、日坛、北海、印等等，这种中国传统的地理文化符号太多了。

二、爸爸

府邸指中国，蓝清峰指的就是主人。所谓“爸爸”，“君父”之谓也。他在房间密谋，周旋在各方势力之间，为自己寻找喘息之机，也寻找能够救自己于危难的人。各方势力都在觊觎他，但是谁都不敢先动手。所以他说外面要乱起来，越乱他越安全。他既有慈祥的一面，也有冷酷的一面，没有明显的善恶标准，因为利益面前无善恶。为了让李天然重返正途，不惜杀了美国人，欺骗李天然，并让李天然喊他“爸爸”。他费尽心机，依然功败垂成，府邸被占，牙被拔光，没牙的老虎，最后的结局还能怎样呢？归根到底，他形单影只，老哥们一个都没在身边，只有一个又老又弱的保姆，真正的孤家寡人。

三、反抗

电影中的反抗势力有两支：

一是李天然，从小家人被杀，住所被烧，被送到美国学习，回国之后既要报仇，又要救蓝清峰。他所代表的，是立志拯救中国，在危难之际去国外留学，学成回国的一批人。

二是巧红，她身边有公公，家人被军阀所害，自己把缠着的脚放开，挣扎着报仇。这是在中国大地上觉醒并成长的反抗者的代表。

当1937年，日军兵临城下的时候，李天然跟巧红终于克服了怯懦，联起手来，杀掉了朱潜龙和根本一郎。他们都是想拯救中国的人，只不过一个求诸外，一个求诸内，在遇到彼此之前都是满脑子想法，没有行动，联起手后，无往不胜。

四、儿子

蓝清峰一直在寻找能够拯救他的人，他有一瓶酒，传了一百年，李天然太爷爷喝了四分之一，爷爷喝了四分之一，爸爸喝了四分之一，还没有找到。他有两个儿子，两个都认了美国人当爸爸，一个死在了广州，一个死在了上海，这个简直太讽刺了。最后，蓝清峰的儿子全死了，自己也气数已尽，被占了府邸。所以朱潜龙才吐了句槽，言外之意是，如果早就这么勇敢，又何至于落到国破家亡的地步呢。

蓝清峰没有教出好儿子来，影片末尾他对李天然说，不要再叫我爸爸了，也不要再寻找爸爸，你应该找你的儿子。他的历史使命完成了，在旧的废墟上成长起来新的一代，并且新的一代也要继续培养新的一代，这样才能避免重蹈蓝清峰的覆辙、重蹈近百年中国的覆辙。

最终，姜文将《让子弹飞》、《一步之遥》、《邪不压正》串了起来，从鹅城到上海再到北平，从革命到反抗再到希望，写完了他心目中1840年到1937年的百年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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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致敬马亲王的《李安的隐喻森林与少年Pi的三个故事》

和马亲王的文章一样，我在谈论姜文这部片子之前，也想先就一些前提达成共识，然后基于这些共识来解析，否则最后只能是鸡同鸭讲，南辕北辙。

第一，姜文的电影 和 小说原著《侠隐》虽然是基于同一个故事，但是姜文是一个主观意识很强的导演，他的表达欲非常旺盛，一直试图在电影里表达自己的想法。因此姜文的民国三部曲，结构，台词上都显得有时跳脱，有时松散。看第一层故事，这种跳脱会显得很风格化，看第二层故事，台词、结构才会合理。

第二，从《让子弹飞》到《一步之遥》再到《邪不压正》，这中间语言和影像中，充满了大量的意象，以及看似交代背景，但是没头没脑的闲话。这些意向是是通向第二层故事的线索。

比如《让子弹飞》里，黄四郎拿出辛亥革命同款地雷，张麻子早年追随蔡锷革命，两人甚至有一面之缘，如果从这个线索挖下去，看到的就不只是一个英雄打恶霸的故事，而是革命者分化成当权者和落草为寇者，继续斗争的政治寓言，还记得最后那一幕吗，张麻子鼓动群众“枪在手，跟我走！”，这不是要打恶霸，而是要鼓动群众革命的口号。

如果说《让子弹飞》在故事里埋了符号，那么《邪不压正》全篇都是符号。姜文用符号讲故事，这个故事当然不会那么好看，但是不会反感它成为耐人寻味的一部电影。

最后，我也如亲王一样声明，影评是个很个人的事情。几年前，中国电影还在哀嚎，希望有人能认真讲个好故事，最近两年，讲故事这件事慢慢的变得不难，所以在讲故事之上，能表达点什么的电影，便又显得珍贵起来。

一切的线索，要从唐凤仪从日本女学生背后的鼓楼上跳下来，砸死了一个日本人，抽茧剥丝。

唐凤仪，是一切的文眼，其它人的隐喻全从她而来。

许晴演唐凤仪一出场，就交代了自己的年龄—— 70岁，来医院每周定期打不老针。唐凤仪说出自己70岁的时候，台下笑声一片，第一层故事里，这个风情万种的成熟女性，是在故意调戏彭于晏演的李天然。

紧接着，投靠了日本的警察局长朱潜龙出场，在唐凤仪打针的手术台上偷偷的亲了唐凤仪的大腿。

随后，唐凤仪上门，企图勾引李天然，但是李天然却给她打了号称能测试廖凡真心的多巴胺和血清素的针，外加一个盖在屁股上荒诞不经的印——“根本之宝“。

朱潜龙与唐凤仪行周公之礼时，发现了唐凤仪屁股上的印，因此带着唐凤仪去六国饭店，与定期给唐凤仪打针的亨得乐医生、印的主人根本一郎，以及蓝青峰理论。

酒桌上，朱潜龙先扇了唐凤仪一个耳光，在场外国人立即要求赶走朱潜龙，这个时候唐凤仪怒了，反扇了朱潜龙几个耳光，外国人退下，唐凤仪要求朱潜龙明媒正娶，免得朱死后，自己要陪葬。

唐凤仪随后又用棒子敲晕了李天然，将李强掳了去，与之发生了关系，在李的身上盖满了“凤仪之宝”，抖露了自己的学历：剑桥毕业，还显出一派阔气，可有买下太平洋两座岛。

李天然打败朱潜龙和根本一郎，复仇成功，但是日本人却开始进攻北京城。日本人进城当天，家财万贯，风情万种的唐凤仪，从鼓楼跳下，砸死了一个日本人。

唐凤仪的显性故事，是一个风情万种的有钱贵妇，求爱不得，丈夫惨死，国破家亡，对生活失去希望，一代贵族终于自杀的故事。

这个故事里的唐，坐拥大把财富，但是神经质，渴望被拯救，喜欢试探，关键时刻也会发飙，被人欺负了，还有外国绅士解围。

但是，这个外在故事，有许多矛盾和奇怪之处。

其一，为何朱潜龙在医院见唐凤仪鬼鬼祟祟，转身又光明正大的带她去六国饭店？中间两人的关系明显发生了变化，但是影片没有任何交代。

第二，唐凤仪并看不出来是个爱国爱家，对丈夫忠贞的烈女，为何丈夫死后，选在了日本人进城的那天跳楼自杀？

其三，70岁一直打不老针的唐凤仪到底是开玩笑还是真的？她为什么屁股上盖日本人的印自己不洗掉，而又喜欢在李天然身上盖满自己的印？

但是，如果我们假设故事里的人，都不是个人，而是更抽象事物的代表，一切就能从唐凤仪抽茧剥丝，全部解释的通了。

唐凤仪，年龄大，靠外力续命，先和亲日汉奸偷偷摸摸，后屁股上被日本人盖了章之后，惹起了汉奸的愤怒，还引得六国饭店里的洋大人要出手相助，赶走亲日汉奸。最后她前后依靠过汉奸，后又想依靠对日本有深仇大恨的李天然，都不得成，只得在日军破城的那天，跳楼自杀。

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把唐凤仪比作清政府（或者封建时代的中国），就可以解释的通了。

民国时期，清政府被推翻之后，被亲日派把持，依靠国外的援助苟延残喘，在北边建伪满洲国（被日本盖了章），但又对自己的正统地位年年不忘，因此时时刻刻提醒在北京的亲日当权派（朱潜龙），自己才是正室，朱潜龙扇了她一耳光，西方国家也会出来干涉（类似青岛之于巴黎和谈）。

而77事变后，日本入侵北京，满清遗老遗少的精神根源被彻底毁灭，因此跳楼自杀，自此以往，伪满将只能是傀儡。

而由此牵引出来，朱潜龙则正是华北军阀。

而有亲人被杀，自己被烧，天降大仇的李天然则自然是普通的中国人民。

背负大仇，但是被欺负的时候，完全呆住，傻眼了，依靠关巧红的引导，鼓励，帮助，才复了仇。

而蓝青峰，则再明显不过了，蓝色，参与过推翻清朝，和美国有紧密关系，目的正义，但是过程肮脏，以人民（李天然）为筹码，企图拉拢军阀们（朱潜龙）抗日，国民党，蒋介石是也。

与蓝相对的，则是关巧红。

同样的天降大恨，企图嫁人报仇（两次国共合作），解放妇女，抵制缠足，在暗处帮助李天然打败根本一郎（游击战），说看到了已经变成老爷爷的仇人（旧封建中国），下不去手，最后向着南方离开，都暗示了，她是共产党的抽象意向。

而这个由意象构建的第二个故事，才是姜文想表达的真正的北洋：

封建旧社会苟延残喘，革命者分化、投机、投敌，为了目标不择手段，而人民面对国仇家恨，只能躲避，在party的引导下，开始反抗。

他的民国三部曲，从来都不是想拍民国的故事，而是想拍历史，革命，以及政权更迭下的革命者和人民。

姜大爷，还是有情怀啊，党和人民没白疼你。

清丽不死，冶艳长存：姜文的白玫瑰与红玫瑰

世间每一个男人一生中都会遇到两个女人：一个是红玫瑰，像一粒胸口的朱砂痣；一个是白玫瑰，像一抹床前的明月光。

这部《邪不压正》也不例外，有一位风情万种的红玫瑰，也有一位清丽倔强的白玫瑰。

作为“北洋三部曲”的终结篇，从《让子弹飞》到《一步之遥》，再到这部《邪不压正》，尽管这三部电影主题不一、风格各异，而在我看来，都有着极为相似的情感模式：

无论是《让子弹飞》里的花姐和县长夫人，还是《一步之遥》里的武六和完颜英，以及这部《邪不压正》里的关巧红和唐凤仪，她们与各个男主角构成的的情感三角，说到底，都是白玫瑰与红玫瑰的故事。

有趣的是，八年过去了，姜文电影中的红玫瑰是刘嘉玲、是舒淇、是许晴，但白玫瑰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周韵。

白玫瑰——关巧红

关巧红

十五年前，李天然从灭门惨案中死里逃生。十五年后，他身负血海深仇回到北平，要手刃当年的两个仇家，遇到了北平最好的裁缝关巧红。

这个神情内敛的女人，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这是因为她要把缠好的金莲小脚放为天足，其目的，跟李天然殊途同归——为父报仇。

关巧红

在她和李天然的相处中，断断续续透露了自己的身世：父亲是军人，被敌军统帅斩首，将头颅挂在城楼三天三夜；有两个儿子，与丈夫不合……

事实上，关巧红在历史上确有其人，那就是民国时为父报仇的著名女侠施剑翘。

施剑翘

施剑翘原名施谷兰，从小受父亲施从滨的宠爱，18岁时毕业于天津师范学校，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家闺秀。1925年秋天，施从滨兵败被俘，被敌将孙传芳斩首，悬首暴尸三天三夜，且不准施家收尸。当时年仅20岁的施谷兰就立志为父报仇，手刃仇人。

施谷兰先后把报仇希望寄托在族兄和丈夫身上，不料都落空了，于是她与丈夫离异。这期间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施剑翘”，意思是“翘首忘明月，拨剑问青天”，以提醒自己不忘父仇。

1935年11月13日这一天，孙传芳像往常一样来到佛堂听经。正当他闭目诵经的时候，施剑翘从容走到他身后，拔出勃朗宁手枪，向他开了三枪。

《告国人书》

枪声响后，佛堂大乱，她将提前准备好的《告国人书》和先父的照片抛向人群，大声宣布自己的姓名和为父报仇的目的，随后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决意自首。

经长达十个月的三级审理，施剑翘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减刑至11个月，于1936年出狱，1979年病逝世于北京。

关巧红

以施剑翘为蓝本的关巧红，满腔悲愤，在父亲惨死后，不是选择拿起手帕、洒几滴清泪，而是选择举起屠刀，要向仇人索几条人命。

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时常会觉得困惑，关巧红这样的女人，到底是至刚还是至柔？

她一面是个腿脚不便、飞针走线的女裁缝，纤弱清雅；另一面是枪法绝佳、杀人不眨眼的女侠士，刚毅果决。

随后又摇身一变，她一面与李天然在城楼把酒赏月、互诉衷肠，有一片玲珑心意；另一面为李天然在复仇时掩护断后、配合默契，也有一身霹雳手段。

关巧红

当然，是至柔，也是至刚。

关巧红这样女人，正是用这样的温柔卑顺与冷酷暴烈，在中国旧时女子的模糊群像中，撕出一道口子，要谱写一段精彩的复仇之诗，迸发出惨烈激昂的生命力。

难怪李天然即便在红玫瑰的冶艳妖娆中，也忘不了这一朵清丽倔强的白玫瑰。

关巧红

红玫瑰——唐凤仪

唐凤仪

唐凤仪作为警察局长朱潜龙的女人，承包了这部电影里每一个色气满满的镜头。这样的红玫瑰，泼辣大胆，风骚直白，很有意思。

她一出场，就是找妇产科医生李天然打针，尤其是一见到他帅得合不拢腿，就更来劲儿，各种戏精上身潘金莲附体。

唐凤仪

而她男人朱潜龙正是李天然要找的仇人之一，李天然恶作剧一般麻晕了她，以便实施下一步计划。等她幽幽转醒，第一句话就是控诉李天然：“你侮辱了我。”

李天然连忙解释，他可以发誓他没有碰过她。唐凤仪怨气更深，娇嗔了一句：“我在你床上晕过去，你竟然没有碰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这样的对答，实在太有意思了，爱恨通透，直爽痛快，李天然不如她潇洒。

唐凤仪

等她明白李天然心里有了一个女裁缝，她就痛痛快快地绑架了他，把他关在闺房，在他身上印满“凤仪之宝”的印章，像宣布主权一样表明这个男人是她的所有物。

管他什么警察局长，管他什么特务头子，她喜欢这个男人，也就痛痛快快地告诉他：她买了两座小岛，让他跟她私奔过去，每天晒太阳生孩子、晒太阳生孩子……一直生到生不动为止。

然而，当她明白红玫瑰已经败给了白玫瑰，又能痛痛快快地找到情敌，不掩饰嫉妒，也不虚假祝福，只是和盘托出李天然即将遇到的危险，让关巧红去帮他、救他，姑且也替她爱他。

唐凤仪这样的红玫瑰，长得敞亮，更活得敞亮。

关巧红和唐凤仪

清丽不死，冶艳长存

八年了，姜文的“北洋三部曲”，从《让子弹飞》的鹅城，到《一步之遥》的上海，再到《邪不压正》的北平，从张麻子到马走日再到李天然，从惩奸除恶到纸醉金迷再到家仇国恨，地点在变，时间在变，人物也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红玫瑰与白玫瑰。

《让子弹飞》里，花姐是白玫瑰，县长夫人是红玫瑰。

《让子弹飞》花姐

《让子弹飞》县长夫人

《一步之遥》里，武六是白玫瑰，完颜英是红玫瑰。

《一步之遥》武六

《一步之遥》完颜英

当然还有这部《邪不压正》，白玫瑰关巧红和红玫瑰唐凤仪。

三个男主角偏偏都拒绝了男人难以抗拒的红玫瑰，反而选择了天然去雕饰的白玫瑰。

更惊人的是，这三部电影中的红白玫瑰，她们的结局竟然完全一致——白玫瑰活下来，红玫瑰香消玉殒。

一连三部都是如此，恐怕就不是巧合那么简单了。

等到我们跳出戏外一看，嚯，姜文自己就娶了“白玫瑰”——周韵嫁给他，已经十三年了。在很多访谈中，姜文时常说起周韵，在她柔弱秀雅的外表下，性格中有刚烈果决的一面。

姜文能一眼选中她，并且在自己的电影中，让男主角也一次次折服在这份至柔至刚的爱情中，他对周韵的感情，倒也昭然若示了。

当然，也有另一种不负责任地揣测，“白玫瑰”周韵性格刚毅，姜文如果敢在电影中选择“红玫瑰”，那会是什么下场？说不定这只是他求生欲很强的表现罢了。

“红白玫瑰”的祖师婆张爱玲说过，男人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这么说来，现实中无论红玫瑰还是白玫瑰，恐怕都难逃饭粘子和蚊子血的下场。

但显然这些电影中的女人例外，胶片封存了她们的容颜和人生，不管是花姐还是唐凤仪，是武六还是县长夫人，是关巧红还是完颜英，她们精彩地活过，痛快地爱过，她们必定清丽不死，冶艳长存。

1

没想过有一天会写姜文。因为他从来不算我最钟爱的导演（我们习惯了一说喜欢哪个导演就说几个外国人名），看他最受赞誉的那部《阳光灿烂的日子》时我还很懵懂，没有完全进入电影的世界，所以至今也不能体会那种铁粉的心情。也因为他几乎每一部电影都会引起知识界和大众范围内的热烈反应，好像只要是姜文出品，就能刺激大家说点什么，对创作者而言这挺幸运的，让我以为他是一位已经被充分讨论的电影人。

《邪不压正》上映之前，看影片宣发格外努力，我以为大家对姜文的热情终于来到一个拐点，需要他自己使劲吆喝才能跟上时代了，结果随着影片上映，又一波议论开始了，在这个人人都能写五个字以上影评的年代，他再次成为热点。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件好事情。这次我跟踪了讨论，并且很早就看了电影，第一次感受到围绕着他的那些热度都像空心气球，没有焦点没有交锋没有厚度，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讨论，于是开始理解为什么他是一位能够并且需要被讨论的中国导演，甚至没有之一。并且忍不住加入进来。

交代这一段前情是有意为之，也相当必要，不仅因为身边许多师长、朋友都在发表意见，如果我提了什么不同看法很容易引起误会，更重要的是，我始终认为阅读电影不仅是一个外在的过程，它也内在着一个观看者自己经验、观念的变化，反思与共情能力的成长，以及这种成长与社会历史背景的交互关系。对自己的认知框架及其局限的认识，是认识一部电影的起点，也只有在这二者互为主体的共振中，才有可能生成真正的讨论，而且这种讨论的意义不需要投射到对一位导演一部电影的认同或者否定，它最终指向自己。

2

对我来说，《邪不压正》里最关键的时刻是一声炮响，大屏幕全黑，打出四个大字，七七事变。那一幕像惊雷，照亮了整部电影的时空感觉，而且非常直接地携带着观看抗战纪录片和主旋律故事片的记忆。如同从小的历史教育、集体观看的爱国主义影片，这种语法属于强行点题，但人的本能是不会去主动接受和面对这些沉重的负担的，他们总是在回避自己的过去，尤其是那些脆弱的失败的过去。换句话说，历史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后天的社会的强制性的问题。其实影片一开头，朱潜龙和根本一郎背对着镜头在雪地里密谋，就已经提示我们这是一个关于血脉的故事，日本人要买他师父的地种鸦片，他师父质问他，怎么不在北海道种鸦片？本来由凯文·史派西饰演的美国代理人开头也是这么告诉李天然的，你要帮助的不是别人，是日本人的敌人。这些暗示都是真实的历史背景在虚假的电影屏幕上的具体显影，也是视听语言特有的铺垫，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在原著中，李天然历史化的程度甚至比电影更深，他非常主动地选择了烧鸦片仓库和教训与私仇无关的日本人）。这些铺垫最终在“七七事变”这四个大字上爆发，就像经年累月的社会冲突、矛盾会在个别事件上爆发，最终改写历史。

这也是故事的转折点。蓝青峰彻底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而李天然成为行动的主体，而且不仅仅是他，电影里其他人物在那之后也二度复活，开启了全然不同的悲壮的生命体验。巧红和她的秘密敢死队全部现身了，潘公公成为牺牲品，站着死了，蓝青峰家的女管家挺身而出，昂着头被击毙，临终像一株向日葵，连朱潜龙都感叹，平时她就这么勇敢吗？妩媚的唐凤仪也被安排了一个充满勇气的结局，在日军进城的时刻，微笑着从城门上跳下去，这难道不比冯小刚、严歌苓作品里那些眼里只有自己的女性更有尊严？

说到这里，我觉得姜文有一处地方处理得不够恰当，或者说他这种性情的创作者根本无从处理这个问题，那就是恐惧。在故事线中，李天然和巧红被设定成互相启发和激励的关系，他们要一起克服自己内心的犹豫和胆怯，但两人从头到尾都眼神坚定，能力惊人，连子弹都不怕，还有从天上掉钱的“神秘”力量加持，加上整部电影的荒诞气质，这种恐惧只出现在台词里，而没有其他证据来支撑。除了一处，巧红的跛脚被李天然治好，慢慢康复（这是一个多么激进的性别进步符号啊，平日最爱蹭热点的女权主义者们好像无视了这一点）。所以在电影层面，我没有感受到李天然15年来的恐惧，只感到了他的仇恨与决心，因此也不觉得他们两人逐渐获得勇气、建立起革命爱情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或者说这种个人的恐惧最终只能在集体的恐惧感中获得理解？

一切还是要回到历史，回到具体的时间——1937年的北京，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曾经历甚至难以想象的北平。即便在大家都说姜文把它改得面目全非的原著《侠隐》当中，这个背景也至关重要，几乎占了半本书的篇幅。作者张北海写的正是温柔浪漫的旧北平，如何在硝烟中破灭。书里面马大夫说，“我记得你提过你师父几句话，什么‘行侠仗义’，什么‘平天下之不平’……这在你师父那个时代，还说得过去，可是……今天，日本人都打过来了。”只不过用的是文学的方法，展开的是原著作者回望过去的性情。

姜文给这个故事装满的历史叙事和核心关怀，与《侠隐》不同的地方在于，是现在时或者未来时，不把一切都当作逝去，它本质上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以及整个民国三部曲在同一条脉络里。导演的水准或有起伏，但从未变线，甚至越来越清晰，而且在这个序列里，《邪不压正》也是一座具有转折性的分水岭，他直接、系统地用电影这种媒介处理完了革命之前的历史，而“革命之后”的问题将比这个更复杂和困难，他还会继续往前吗？如何往前？

我最初以为，当人们越过姜文的风格和花招、替他整理出这个故事的面目以后，这部电影的谜语就会被解开（而且这个谜面本来也比他此前的电影更容易），它将带来一次关于和平年代我们如何进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论战。结果这个面向完全没有打开。不像《让子弹飞》公映时，那么多丰富的政治隐喻被开掘出来。而潜藏在这个问题背后更恐怖的现象是，论战双方一开始几乎同时消失，大家都缄默不语，同时放弃了解释权，仿佛他讲的是一段空洞的没有发生过的历史。尤其是往常最热闹的知识界，贡献了几篇耍小聪明的口水文章后就哑火了，像集体宣告了自己的过时（或者入时），直到最近才有一些来自年轻学者和普通观众的声音，试图刺破沉默。与其说这种失语是大家不知道怎么面对一部电影，不如再次回到前面的论述，是大家不知道怎么面对自己的过去，和过去的敌人。已经不光是去历史化那么简单了。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愿意进入历史语境，而是我们完全搁置历史问题，大家不是看不见，而是看见了也不发言。这固然关乎今天的言论环境，但这种令人震惊的沉默，同时也揭示出一种沉默的“缴械”与共谋关系，反映出如今和电影中完全相反的思想状况和潮流。我很纳闷为什么有人会说他虚无，虚无的难道不是观众自己？因此我的一个基本立场可能是，理解这部电影不仅是一个艺术问题，更是一个历史问题。

3

另一个基本立场是，与其说姜文的电影重要，不如说对姜文电影的接受史更重要。

从《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全面成功到《鬼子来了》的被禁，再到《太阳照常升起》的扑朔迷离和《一步之遥》的票房失利，姜文的每一部电影也许都能总结出一些症候性。我没有做进一步的考证，只以《让子弹飞》作为参照系。《让子弹飞》是姜文在新世纪最受欢迎的作品，也开启了观众（可能也包括他自己）对他新的期待，那部电影讲述的是更纯粹的民国问题，一段相对达成共识的历史，而且是一段罕见的拥有无数粉丝的历史时期。尽管这种对过去时代的崇拜本身具有虚幻性，但在今天看来，与时间上进一步推进、直接切入革命的《邪不压正》相比，它更容易被接受，也更合时宜。而在这两部电影四年时间之间，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时代情绪的一次断裂。

也是从《让子弹飞》开始，票房成为姜文身上新的包袱，市场也开始成为评价所有中国电影的标准，不再是期待和想象，而是可以达到可以触碰的真实经验。随之同步展开的是，评价一部电影的话语权，开始了从精英交还给大众的过程。和其他主流导演一样，姜文加入了这个过程，并且发出了“站着把钱挣了”的宣言。迄今为止，在他和市场搏斗，同时也和知识界搏斗的过程中，我们只能说互有胜负。这个评价本身没有褒贬，但和其他一路凯歌或者一路溃败的导演相比，他的实践更能证明这是一场真正的搏斗，不是投机的游戏也不是纯洁无暇的艺术梦想，他展示了这场贴身肉搏的复杂和残酷性，几乎如同一场战役。

这场搏斗最大的陷阱可能是话语层面的纠结。姜文的媒体形象沉浸在一种不被理解生不逢时的愤怒当中，而这种与外界保持距离的姿态，和原本就喜欢戏谑的北京人的话语习惯，和一种出于本能或者出于考虑的叙事策略混合在一起，很快成为他新的标签。这种风格在广泛的电影消费者那里，被混乱地接受着，一些人完全能够理解他，而另外一些不能，两者几乎没有共同语言。一些关键词照见了姜文和观众之间这种“虐恋”关系，爽、牛逼、自恋、荷尔蒙、尬聊……都是他和观众可以互相映照的镜像，也都深深嵌在电影这个艺术门类在中国发展的进程。

在《邪不压正》的讨论中，这种混乱更加严重，很多人用作者电影、直男癌这些片面的标签终止了对话的可能性。但讨论还是需要继续往下走，混乱是什么意思，是由什么构成的？节制从哪里来，什么时候应该节制？这些美学风格都有各自的语境，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囫囵地用。前面所说的那种失语症，在这里发挥了反作用，泥沙俱下之际，很多“自由”的利益主体在被释放出来，理直气壮地一无所知，不知道什么是过去什么是标准。这是另外一种合谋。《我不是药神》那种完全好莱坞套路的电影，同时赢得评论、票房甚至是权力的肯定，这就是成功？越来越多跻身于欧洲艺术电影窄门的年轻创作者，他们的作品根本与大众观众无缘，这又是失败？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二分法本身也是舶来品，这风气在中国愈演愈烈，姜文正好坐在中间，他这种“虐恋”的位置本身就在挑战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我不是电影原教旨主义者，从不认为电影的形式应该大于内容。这种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最新产物，类似文字创作领域的“纯文学”，或者传媒领域的理想主义，都是把成就一个行业的手段当成了目的。一部分从业者守着这些静止的价值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少，是我们时代的另一个危机，但当像姜文一样的严肃作者（如果你也同意的话）从围城里冲了出来，尤其当他们冲到大众话语和市场层面的时候，仍然只在电影形式或者审美趣味上讨论问题，显然就非常不够。电影的边界本身应该是不断流动和拓展的。如果只夸电影拍得很美，就像夸一个人文笔好，那是主次不分，跟骂人差不多。反过来也一样。写文章、拍电影，但凡是诚恳的创作者，就不只是求一个好看的姿势，而是对世界有话要说。

电影里调侃影评人的那一段，听着有点多余，都说那是姜文的私货，但沿着这个逻辑想，就会发现这些话指向的不是影评人，而是电影本身——潘公公越是惺惺作态地宣告最重要的是电影，就越说明重要的不是电影，不是电影，不是电影。至少不是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那种电影，消费一下指点一下明天就都忘了。导演有话要说，观众也想听别人说话，最好都有那么点如鲠在喉，电影的意义其实就这么简单。而理想的观影状态是摆脱那种轻浮的喜欢和不喜欢，愿意和别人交换意见，补充彼此都可能错过的部分，才有可能更接近那个世界，并且让那个虚幻的世界在自己的智力和生命经验中留得长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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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不压正》不是一部完美的电影，但它非常特别，它展示的是一个我们以为自己早就知道却从未真正去发现的世界。

电影里最浪漫的场景是角色们在北平胡同的屋顶上飞檐走壁，这是一个少见的视角，也专属于姜文。一方面这个视角更优越、更宏观，像有人批评的那样，另一方面，在屋顶上，枪子打不着，敌人跟不上，是一片很少人知道的广阔天地，是李天然最理想的游击战场。而在街巷之中，到处都是惨剧，外敌入侵，“天赐大恨”，敌人还都死不承认。在最后对决那场戏，半死不活的根本一郎一直在现场，决战就在他家发生，这提示我们，当时的绝境不是一己之私，而是内外交困。尽管我认为姜文没能很好地表现那种内在的细腻的恐惧，但这种恐惧通过历史环境放大了出来，并且一直伴随着电影。而好电影的一个判断标准是，内容与形式同构，二者能够互为表里。这个飞檐走壁的视角，正是他用电影的语言做出回应，让恐惧飞了起来。这本身就是勇敢，因为电影就是幻象，是不可能之事，至少有一部分电影，它的终点是带我们去那些高于自己的理智和现实的地方。

如果一定要谈技术，我也会选择这个角度。我们太习惯用既定的风格、流派、方法、类型来为中国电影寻找位置，但姜文的语法恰恰来自各路传统，又远离它们。为什么总是有人说看一眼就知道是姜文的电影，或者说里面所有的角色都是在演姜文，这说明他的电影和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样，不仅中国人没见过，外国人也没见过。在最形而下的层面，这就是创造。当然应该继续追究下去，到底是什么让他与众不同？古典音乐、色彩、密集的台词、快速推进的节奏和快速切换的镜头、戏谑与荒诞……很多片段会让我想起好莱坞电影、武侠片、李小龙、港片无厘头、民国情节剧、连环画甚至相声，但所有元素又被强力地统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拼贴。他电影中的工业水准、个人风格、大众性，都值得一一分析，而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分析，不是因为缺乏专业能力，而是缺乏发现的勇气。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部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电影。

这里又会出现一个关于“自我”的困境。因为姜文显然拥有一个巨大的自我，横亘在他和他想表达的东西之间，蓝青峰有句话，说他“心里就没有自己”，这就带来一个矛盾，你说你没有自己，但那么多“你”是怎么来的？就像姜文说他不需要故事，但他又必须讲故事，需要改编小说或者民间传奇，需要明星，需要他的太太（在这一点上，比起娱乐圈里那些离奇的炒作，姜文的情感生活真是满足不了大家窥私看热闹的心），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悖论，是第三重的不可能。

一方面可以笼统地说，任何一种艺术都要经由一个自我才能显影自身，这个自我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是可以永远争论下去的母题。而姜文的个案，可能有一个更具体的语境，是《邪不压正》的语境，也可以说是中国的语境——我们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自我”不断在束缚与挣脱、谄媚与反抗之间举棋不定的历史，直到今天也没有落定，沉默不过是在可耻地悬置这个问题。这种矛盾更是清晰地投射在他试图在电影中召回的那种“无我”的情感结构上，不用多说，那更是一段被悬置的历史，而且延宕到今天在这个追名逐利的年代，越来越变成一种无法理解的价值。但是，逐鹿年代中的革命和大众市场上的电影在这里是高度同构的，它们都迫切地需要一个强大的自我，才能够在千军万马之中获得自己的声音，不然谁还会记得那些曾经无私、善良、沉默的人？

“你背叛了你自己”、“男子汉不能光说不做”、“你知道你要干什么吗？”影片中有很多俗套话，这样一看，它想讲的道理就更浅显了，不用追溯原生家庭的苦难，缺席的母亲或者错位的父亲，也不必上升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些被过度理论化又被大众误读的概念，因为最终一切都只会通过你的选择才能浮现出意义。而真正深刻的创作或者所谓国民性批判，也不是牛逼哄哄骂别人，而是随时反观自己。蓝青峰的棋已经输了，李天然会成功吗，他和巧红没有沉溺在来之不易的爱情里，最终走上了各自复仇的路。这是每个人自己的历程。

一切都让我联想到《一代宗师》，那部同样以抗日为背景的“武侠”电影，在王家卫那么缱绻的电影语言里，讲的是“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内核和姜文非常相似。而姜文的意思无非就是说，在你见众生之前，可能更难的是找到自己。我认为电影对原著最重要的改编正在于此，原著是一个寻找仇人的故事，李天然先把日本人干掉，然后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朱潜龙，迅速把他解决，然后全书结束，而不像电影，他一开始就锁定了仇人，此后不过是在寻找复仇的勇气和路径。他在电影里经历了一次自我唤醒。在姜文飞扬跋扈的电影形式中，就包裹着这样一个含蓄的自我发现的秘密。

它也是我洋洋洒洒写到现在的原因，在习惯了短评、吐槽和无视之后，已经很久没有用这么长的篇幅和时间去阅读一部电影。对我们观众来说，电影本身并不重要，它只是一个借口，吸引我们当中一部分人在自我发现的道路上不要停止，去检查自己的思维训练，体会自己在新北京而非旧北平的生活，听取整个20世纪中国留下的教训。

在不久的未来，权力、市场和普遍的茫然，会呼唤新的反抗，那将是一次众人的游击。在这个意义上，《邪不压正》可能真的是一个拐点。这个拐点不止关于姜文，而是时代拖着沉重的身体走到了现在，我们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必须要做出反应。

姜文拍的片子我都着迷。尤其爱那股恣意挥洒的生猛劲儿，带着点超现实，梦幻般地飞起。同时又好像能从中更清晰地看见现实。

比起那些贴地甚至挖地三尺的现实题材，姜导抓到了电影这门视听艺术的核心：精彩。

不是要说套词儿，是强调「精彩」的具体含义——出色，绝妙，出乎大众意料，超常表现。

这可不是随便哪部片子都能配得上的。

要精彩，就得敢搞。要搞得起来，得有用武之地。

姜导曾在采访中提到，想把「北洋时期」当做类型电影，好比美国的牛仔时代。我的理解是，能从一个时代里找出类型元素，说明这个时代就是有用武之地。

从《让子弹飞》，《一步之遥》到接下来的《邪不压正》，民国「北洋」就是姜导的用武之地。

北洋时期指的是1912年到1928年。

民国建国初期，以北京为首都，政府由北洋系人物掌权，故称北洋政府。图为李翰祥1972电影《大军阀》剧照，其中军阀形象就是北洋军阀。《邪不压正》讲的是1937年日本侵华前夕的故事，已经不是北洋时代，但纳入了所谓“北洋三部曲”。

众所周知，北洋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天灾不断，人祸频频，整个一水深火热的世界。

但若细翻史料，便会发觉，以上标签只是陈词滥调，太抽象。水多深，火多热，画风如何还需要看更多历史细节。

前阵子《顽主》重映，看到那场群魔乱舞的“现代派”时装秀，我想到了北洋时期，画风和那场戏有神似之处。

《顽主》（1989）T台秀群魔乱舞，王朔原著小说，米家山导演。

试想这样一个场景：

1921年盛夏午后，北京城朝阳门门洞里堵“车”了——

打东边走来一队骆驼，打西边开来一辆劳斯莱斯。车里钻出英国司机，比划着跟牵骆驼的通县老乡交涉。

正商量着，斜刺里钻出辆人力车，硬要往前塞。后头一声吆喝，一个骑自行车的巡警追了上来。乱的不可开交，骆驼突然惊了，原来是给后头冒出头的骡子吓到了。

这一惊，把一辆粪车撞翻了，顿时屎汤流了一地，人力车上坐着的八大胡同头牌一顿臭骂，说赵公公都等不及了，你丫还净添堵。说着抄起根烟枪就要揍车夫——车夫一瞪眼，说你放尊重点，我好歹也是个厢白旗。

旁边一女学生拉住头牌，塞她手里一张传单，说姑娘你要争取女性独立啊——后半句没听清，就给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淹没了。这是路过朝阳门站的环城铁路急刹车，急刹车是因为车上闹土匪了。

列车一停，乘客就砸门扒窗往外挤，戴黑礼帽的，盘大辫子的，留油背头的，穿旗袍的，穿洋装的，穿学生服的，滚成一锅八宝粥。

总算从日坛那边传来一片枪声，当兵的来打土匪了。不想兵匪一碰头，马上握手言和，一起全往西奔东四牌楼去了。原来是南方军阀来打北京了。

众兵匪杀到紫禁城，撞见宫门口一群夹着铺盖卷的老头子，正朝着皇宫磕头高呼万岁。这是刚被溥仪赶出来的太监，刚刚从宫里领回自己的命根子。

兵匪一冲，老太监东倒西歪，包袱里的命根子掉出来，滚得满地都是。

这就是北洋时期的画风，一场魔幻现实的社会奇观。各路角色粉墨登场，不分左右无问西东，不用IMAX大画幅你都装不下。

1924年的北京朝阳门，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拍摄。

这种中洋、新旧的多元混搭，和昔年大唐盛世时完全不同，那时的长安是包容大气，而北洋北京却是迷惘焦灼——看起来什么都可能，又好像什么都不可能。好像百家争鸣，又好像遍地搅屎棍。

比如说媒体，从清末到北洋末年，报纸杂志一窝蜂，最多有一千多种报纸。大报业如《申报》，北洋17年间发行量增长了20倍，在1928年发行有14万份。

小报小刊就数不清了，夸张点说，能写字的都在办报，能认字的都在看报，不认字的都在听人念报。

这些报纸路子很野。

比如妓女可以在报上打广告，还有报社记者靠写黑稿谋生，说谁家饭店吃出苍蝇了，哪个妓院的姑娘得了梅毒了，拿着稿子去讹你。

连大学办的杂志都胡扯淡。南开大学的《校风》杂志里，曾有人写灵仙狐仙。开放到这个地步，有种迷之自由的感觉。

这都是清政府宣布倒闭后权威真空的结果——原老板撒手了，新老板管不住，又冒出一群部门领导，都想当老板。

按社会学的讲法，在稳定的社会组织里，每种角色都有相应的行为模式。什么人干什么事，大致是可预期的。一旦组织崩塌，角色就乱了，就无法预期什么人能干出什么事。

农民被土匪打了，就干脆入伙。土匪又被当兵的打了，就换上军装当兵。

女学生想赶时髦，就学八大胡同。瑶姐想招揽生意了，就扮成女学生。

有人说要立宪搞共和，一转脸就换上了龙袍要登基。

有人抽大烟上瘾，就转去扎吗啡——烟还真戒干净了。

社会角色之间相互冲突，边界模糊，随时都有可能能置换身份。《让子弹飞》麻匪当官的戏剧冲突，就可以理解为社会角色的混乱。

故事里有土匪，有县长，有豪绅，三方打成一团，表面对立，实则同源。看似理念不同，实则殊途同归，都是在抢夺老百姓的信任和资源。

强盗杀赴任官员冒名顶替之事，在清代笔记《清稗类钞》中就有记载，讲的是康熙年间的事，故事里的强盗当了官，上任后表现很好，“为政精明，人咸爱重之”。图为姜文2010年作品《让子弹飞》美国版海报，依次为土匪、恶霸和县长。

那时的城市边缘，游荡着大量穿衣吃饭没着落的游民，这些人进城就是流氓，上山就成土匪，有人领导就变成了流寇。

因此，他们最喜欢加入黑社会或去当土匪。险恶的生存处理里，暴力夺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北洋时期的河南，就是土匪王国。民国元年的政府公报里曾说，河南省“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土匪”。

很多土匪头子，不少人曾是辛亥革命功臣。但中央一乱，底下心一野，就又匪了。他们占着各个山头相互不屌，都说自己是合法政府，相互“剿匪”。

有个民谣这么唱：某军开口叫老乡，不卖子弹就卖枪。只说您是皇军队，谁知都是黄鼠狼。

据一个外国传教士记录，说刚民国时土匪只抢富人，后来只抢中国人，到了北洋末期，土匪见人就抢——保守估计，当时的中国土匪有2000万。冯玉祥北洋后期的国民革命军，有十万都是收编的土匪。

《让子弹飞》里的张麻子一派风流，但在真实的北洋世界里，当土匪并不怎么风流——同行太多了，竞争压力大，根本潇洒不起来。

1923年春，山东抱犊崮山区发生民国时期最大土匪劫案，惊动全球。1000多名匪徒破坏铁路，挟持中外旅客，要求官方停止劫匪，把自己收编入正规军。图为外媒当时的报道。

往根源上分析，北洋时期的社会角色混乱，是因为社会信仰崩溃了。

北洋17年间，内阁更换47次，权力更迭导致混乱。看起来和以往改朝换代的乱世一样，但其实却不只是权力的游戏，更是信仰之乱。

康有为曾论断民初社会——

新道德未立，旧道德先亡，致令举国人民无所适从，手足无措，则惟有猖狂恣睢，纵欲忘度，毁伦灭理而已。

早期反清革命者，有些人出身黑社会，信无政府主义。这个主义认为，什么权威都不可信，民众想干嘛就自己玩。有种破罐破摔的无赖劲儿。斧头帮帮主、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就信这个，谁当老大他就暗杀谁。

但革命高潮一过，很多人发现世道更乱了，便进入贤者时间，躲起来信佛抄经。就连鲁迅先生也做过很长一阵子佛系青年。

民国头几年，他在教育部上班，沉迷各种佛经，又是买又是抄。据他好友许寿裳回忆，先生曾说：“释迦牟尼佛真是大哲，我平时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

普通老百姓，则根本不知道自己该信什么，只能逮着什么信什么。

那些年旱涝多，前途未卜，民间就延续古人迷信，搞祈福和占卜。北洋17年间，仅《申报》记载的求雨迷信事件多达80次。

1925年，湖南大旱，从省长到县长，都亲自组织求雨，把虎头骨拴绳子上扔水里，希望能吸引出蛰伏的龙，“必能与云布雨”。还命令全城妇女扛着黑旗游街——因为“女为纯阴，日为纯阳，认因制阳，必能得雨。”

更流行的是扶乩，不但请关公、吕洞宾、何仙姑这样的本土神，还与时俱进地请来耶稣、托尔斯泰和拿破仑——不同的事儿问不同的神，托尔斯泰管考试，拿破仑管打仗。

有时候，在不同信仰面前，人们还会犯选择困难症。

历史学家钱穆有个朋友，一面研究马克思，一面学习催眠术，相信催眠治病的奇效。后来背上生疽，不看医生，每天自我催眠治疗，死了。

1923年，中国精神研究会出版的《催眠术》指南书籍。上面写着：中国催眠学界之绝对权威，执斯界之牛耳者本会而已。

迷信虚妄的代表，是红极一时的“灵魂学”——相信灵魂不死，化为鬼神，可转世再生，通过扶乩请神和灵魂摄影，就能看见。

甚至，此学说也赶时髦，主张灵学救国，“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论调之高，不亚于新青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

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以期更好地开启民智。

那一年，上海也发生了件“开启民智”的事——灵学会成立，出版会刊《灵学丛志》，前北洋政府大总统亲自撰写题词，并在《时报》连续登广告，还请来西学前辈严复写软文。

胡适的文章发在《新青年》上，当时发行量最多不到两万份，且多卖给了大学生。

《时报》发行量虽然未知，但它是清末创刊的老牌日报，不但有时评，还刊登翻译小说——胡适自己都看。

据此可以推测，灵学在舆论声量是大大胜出的。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仅在底层民众。

早在灵学会创建前一年，伍廷芳受江苏教育会之遥，演讲灵魂学，沪上名流联袂而至，现场有二百余人。

伍廷芳是谁？此人演讲三个月后，出任了北洋政府外交总长，一年后又当上了国务院总理。

除了灵学会，当时主张灵魂、神佛、转世各种鬼神之说的，还有不少组织。有个叫“同善社”的迷信组织，获得了北洋政府批准，内务部立案，公开在北京设立总社。另有著名邪教“悟善社”，到处宣传自己能“借经于扶乩，以递人鬼之邮，以洞幽冥之隔”。

北洋时期的山西同善社合影。

这些扯淡学说为何能蛊惑人心？其策略在于趁虚而入。赛先生（科学）来了，想信他，又跟他不熟，就不敢全信，留一半给鬼神。

灵学既科学，又鬼神，“科学”地“迷信”——中西药结合疗效好。

还是1917年，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军在北京搞复辟，重新打起清朝龙旗。对这事儿最起哄的是北京城百姓，纷纷传上长袍戴上假辫子出门庆祝。

这是怀旧式的迷信。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只搞了半个月，北京城挂满了龙旗。复辟后，却对民间有持续影响。鲁迅1920年写过一个短篇《风波》，讲江南某乡间有人得知“皇帝坐了龙庭”，发愁自己已经没辫子了。

至于其他借天灾人祸大发迷信财的骗子信仰，更是无孔不入。《申报》曾记载，上海城外有棵老松树，有人编了个段子说这树附有神灵，没过多久，人们就来烧香磕头了。

武汉有份叫《光华学报》的报纸曾刊发文章公然提倡迷信——

思想散乱者，迷信可以统一之；意志薄弱者，迷信可以坚定之；举动飘忽者，迷信可以稳固之；性情怠忽者，迷信可以奋勉之；体质柔弱者，迷信可以发大之。

希望破碎的时代，人们总是要信点什么，让自己有所依靠。归根结底两条道，要么迷信暴力，要么迷信虚妄。

无论何种名义的暴力与虚妄，都牵扯到利益之争、流量之争，势必发生力学反应与化学反应。全民对抗全民，所有人干所有人。岂能不精彩，岂会不惨烈？

精彩而惨烈，就是荒诞黑色的戏剧性。戏剧性背后，则是苍凉和虚无的底色。

大部分拍民国的电影电视，都聚焦在民国的戏剧冲突上，拍民间的讲究传奇，拍政治的讲究立场，但很少有作品能触及这层底色。

在我的观影经验里，能达到这个层次的，李安的《色戒》算一部，娄烨的《紫蝴蝶》算一部，还有就是姜导的《一步之遥》。

紫蝴蝶 (2003)

6.9

2003 / 中国大陆 法国 / 剧情 爱情 历史 战争 / 娄烨 / 章子怡 刘烨

《色戒》和《紫蝴蝶》都讲出于革命道义的暗杀，主角都是女性。因为相信某种理念，接受时代强加的角色，但最终在自我内部冲突中崩溃，继而波及更多人的命运。

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乱世核心问题：身份、信念的极度不确定和荒诞反讽。

《一步之遥》更进了一步，它在拍北洋故事，但其实拍的是自己的想法。但恰恰是这种个人化的表达，才超出了时代局限，也不只停留在讨论人性和时代冲突。

一步之遥 (2014)

6.6

2014 / 中国大陆 美国 中国香港 / 剧情 喜剧 动作 / 姜文 / 姜文 葛优

《一步之遥》刚上映的时候，我没那么喜欢，觉得不如《让子弹飞》好看。但后来再看越琢磨越有意思。它比《让子弹飞》更深入地使用了历史素材。

许知远采访姜文，问他你是对历史迷恋吗？姜文说，历史对你来说，是一个可以借助的东西，但你表达的一定不是历史本身。

一般都说，这部电影取材自1920阎瑞生劫杀妓女案。我觉得这是大误会，让人先入为主地感觉是个“犯罪”类型。要我说，这片子是取材自“阎瑞生劫杀妓女案”发生之后的事情。

阎瑞生是个典型的北洋“社会人儿”，震旦大学学生，赌徒、流氓，还懂外语，做过买办。1920年6月9号，他杀了花国总统王莲英。6月16号案发，《申报》登了新闻《麦田内发现女尸》。

接下来，就是一场社会奇观秀。

阎瑞生还没缉拿归案，改编的舞台剧就开演了，男女主角由阎瑞生的同事和王莲英的姐妹扮演，舞台上的车，就是从案发现场拖来的。

7月2号，《申报》登了个通告，说要出版小说《莲英被害记》。之后，诸如《拆白党谋财案：莲英惨史》等小册子就上市了。阎瑞生枪毙第二天，文明戏《莲英劫》、《莲英被难记》就开演，一直演到第二年。百代公司还出了阎瑞生案的唱段。

阎瑞生案发仅半个月，《申报》就发通告说要出书，占住了故事IP的坑。

这段北洋故事素材，到了姜导的片子里，都化入了寓言式的表达。从惨案到消费，从生活到戏说，再从戏说回到生活，都只有一步之遥。

《一步之遥》里的花国总统、军阀、少帅、戏子、租界警督和名媛姨太，也都是典型北洋“社会人儿”，包括主角马走日，是前清遗少。在各路社会人儿强加的逻辑里，马走日别住了马腿。

他要演自己，还不能是自己。他没杀人，却要承认杀人。他要活着，人人都想他死。有人真想他活了，他自己却要死。这场戏里没有导演，只有副导演，还各有各的逻辑，你只能拧巴着。

其实不管什么年代的历史，这样的拧巴越多，世道就越荒诞。

姜导把这场北洋年间的社会奇观拍得跟酒神狂欢一样，喝高了一样口出狂言，但它揭示的却是当下时代的底色。这正是姜文独有的“北洋”寓言类型片。

马走日不说了吗——Today is history 。

《一步之遥》剧照，姜文与葛优。

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 李长莉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国时期的土匪》，英·贝思飞著，徐有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民国前期迷信问题研究1912-1928》，郑国

《变化下的信仰分化：上海灵学会成立缘由初探》，郑国

《鲁迅全集》第一卷，鲁迅，同心出版社

《一步之遥》原型：1920年上海滩媒体围观的“阎瑞生案”，澎湃新闻

看完《邪不压正》回来的车上，北京的夜晚，眼前晃动的都是彭于晏现在夕阳下屋顶上的样子，这么多年来，几乎忘记了老姜多会拍男孩子，多会捕捉青春的样子，真是太美了。每次看他的电影，都能让我感受到生命的美好，生命能量的注入，老姜从未让我失望过。

看之前，我还在想会不会绕回到子弹飞这路数上来。和我一起去的绿老师说后半部没压住，我却恰恰和她相反，前二十分钟觉得入戏有些困难，还在想，难道就这样了？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如果姜文回到《让子弹飞》的老路上去，才是真正让我失望的一件事，让我觉得廉颇老矣的衰败。好在电影后劲越来越足，电影结束后，我和朋友都说，这就完了？可是等出来时一交换意见，才知道大家说得完全不是一回事。她的意思是并不够好，我的意思是不够过瘾。

回来的路上，眼前只有彭于晏，一觉醒来再回想了一遍，突然觉得感动。看来老姜是铁了心要离人文电影越来越远了，我曾经以为他总要妥协那么一次，但是他就像电影中的老蓝一样，当朱潜龙对他说，咱俩躲会子弹，他倔强的摇摇头：不躲。

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电影的一部电影，导演是在用镜头去想，去看世界的，而不是用文字，一般人文电影的导演，都是现在脑子里去形成一个文字故事然后一点点的去把文字翻译成镜头语言。大家可以参看贾樟柯，李安，他们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人文电影导演。但是姜文这部电影不是，它是直接用电影语言去思考的，也有电影语言去表达的。

很多观众可能永远也不会理解，这对于一个文学功底强大的导演来说，其实这是个特别特别难的事，因为太强了，所以扔不下，举例说明的话，有点像健身时候的肌肉代偿。从前我觉得文学要做电影做不了的事，现在知道原来文学功底强的导演也会想有同样的突破，电影要做文学做不了的事。所以姜文这几年的电影，如果抛去已经有原著的情况，你反过来去推，也都是不能攒巴出一个剧本去当小说出书的，因为那些电影，太电影了。

我个人对特别电影的电影，还有一个一句话的概括，那就是不怕剧透的。因为镜头，对白，音乐……等等这些在一起，才是电影本身，这些都需要每个人自己亲自去看电影感受，不是靠一个未知的结局撑着。

而我会看很多遍的，也常常是这样的电影。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想我喜欢姜文这几年的电影，是因为我个人是一直喜欢这样类型的电影，特别电影的电影。因为我个人的原因，我会特别偏爱那些文字，文学，讲故事以外的电影，我觉得那是真正的电影，是我熟悉的世界以外的真正新鲜的东西，我不是要求导演必须给我讲一个人文故事的那种观众，我愿意跳出文字，和逻辑思维的牢笼。所以姜文这几年来的电影，我都是非常喜欢的。

《邪不压正》说起来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故事，没有人会看不懂，里面充满了各种美好的意象，特别特别美好的意象，这些意象充盈着美与力量，青春，生命的希望，生活的荒唐，都由一个个画面直接传达给你，需要你去感受，而不是解释。这是文字永远无法直接给你的。文字给读者的感受，需要读者每个人依靠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力进行再加工，这样就没办法跳出自己的想象力局限。如果不是艺术家，我们大多数普通人其实是无法想象人们没有见过的画面。而观赏《邪不压正》的过程，更像是直接跑到另一个人大脑里，梦里去看，全不是你的东西，所以更有意思，这些意向充满力量，会以一幅幅画面一样留在人们的心底。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需要你的感受，而不是解释，需要你走心，而不是用脑。如果你能够感受得到的话，你就可以从电影中感到一种力量感，生命活力的注入。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观众，是只为了欣赏一个人自恋才去看他的电影的，每个人做的都是对自己有益处的选择。姜文的电影，疗愈功能其实是很强的，你如果感受到了，就能得到疗愈。感受不到，真的也就没有办法，这个也不是解释得了的。

《邪不压正》的一个主题，就是歌德的那句话，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这么多年来，中国的男导演，就姜文始终信这个，拍这个。他电影里的女孩，荡妇，妓女，妻子，情人，女侠……都是永恒之女性。这部电影里也是，许晴扮演的凤仪和周韵扮演的巧红，都是永恒之女性。这一点，老姜真的一直没变过，这部电影出来之后，我看好多人终于开始研究老姜电影里的女性人物形象了。其实他都拍了这么多年电影，才被人注意到这点，但愿他其他的好处，更多的人会慢慢发现吧。

看完电影，我是感觉老姜真的是想通了，也真是有胆子。我喜欢一切能拍出超出我想象力的东西的导演。老姜这点，我真是服气的。

没有冒犯的就不叫艺术，我不介意被冒犯。

这只是一篇影感，不作为推荐用。因为我不确定你一定会喜欢。如果要说给什么特定的人推荐的话，就谨慎推荐给对心理学，特别是荣格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们去看吧。姜文是个看很多书的人，对于智识很高的人来说，能拍出这样的东西，真的太难了，放下太难了，反倒是没受过太多教育的人想象不到的难。你是走脑还是走心，这是和问题，你们可以去试试，有意思的。

看完电影，我和朋友在路边打车，我说我很奇怪那些不喜欢姜文电影的人，一次次的说对他失望，还是会一次次的跑去看他电影，难道就是为了写个公号文嘛？绿老师说，是因为还对他抱有期望吧。我说期望什么呢？期望他回到老路上去吗？朋友说，期望他不这么疯吧。我们一起大笑。

如果姜文不会回来了，我跟他走，你们呢？